一、提出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战略的背景及必要性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新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制定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战略要依据并反映国内外新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出现新趋势
　　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产业革命，每一次产业革命都与科学技术的发明及发现有相当密切的联系，每一次产业革命都引起了国际产业结构的巨大调整。第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工业革命，完成了工业从农业的分离，工业成为独立的产业部门，并推动了国际商品交换为主体的世界贸易市场的形成。第二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电力、钢铁冶炼技术和化工工业技术发展为代表的电力革命，促使以原料为主体的重化工业得到发展，资本相对集中，资本输出使国际资本形成，生产的国际化得到初步发展。第三次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以原子能利用、电子计算机出现和航天技术发展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不仅在范围上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引起了各学科和技术领域及社会的深刻变化，而且在深度上全面提高了包括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及劳动者等生产要素的技术含量，促进了重化工业结构向以加工、组装工业为重心的高附加值深加工结构转变。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在90年代出现加速发展趋势，并继续延伸到新世纪的以现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高科技革命，正在对世界产业结构产生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的、系统的、全面的和综合的影响，使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出现新趋势。
　　1.高技术的产业化日益成为发展的重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兴起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不仅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而且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不断加快，形成的新生产领域和产业化范围不断扩大。这种科技革命与产业化变动特征决定着以新科技革命为基础的新一轮国际竞争进入高技术产业化速度的竞争。因此，各国都日益将高技术产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如欧盟的“第六个科研发展计划”就把基因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运用及信息网络技术、纳米技术等的产业化作为发展重点；日本2001年3月发布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也将信息技术、生命和生物技术、环境保护技术及纳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重点；印度着重发展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软件产业；新加坡的“第三个国家科研计划（2001—2005）”则将应用为主的科技产业，如将生命科学技术中的药剂和与医疗保健有关的产业作为发展重点等。目前，美国的高技术产业占全球高技术产业总产值的比重约为36%；日本为20%左右。随着世界各国高技术的产业化发展，高技术产业将日益成为世界产业结构的主导。
　　2.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成为新趋势
　　20世纪90年代后，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在发达国家的比重逐步稳定在20%左右，第三产业的比重大大提高，达到70%以上，并成为产业结构的主导。由于新一轮高科技革命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特点，一项科技突破的影响，往往不是仅停留在个别行业和领域，而是将迅速渗透到众多的行业和领域，并改变这些行业和领域的面貌。因此，随着高技术的深入发展，用高技术对传统产业加强渗透与改造，从而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促使传统产业技术升级已成为世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又一新趋势。目前在农业领域：随着信息化网络技术、现代生物技术对农业的渗透，传统农业正朝着精确农业、生态农业的方向发展，不仅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而且也将传统农业通过高技术的渗透改造与现代化直接联系起来。在工业领域：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及环保技术、航空航天技术的日益发展和运用，对传统工业的经营理念和生产方式、经营方式产生了革命性变化，随着生产和管理的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柔性化，不仅大大提高了产品质量、增加了新品种，而且促使工业生产更加满足高质量、低成本、低消耗和清洁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在服务领域：由于高技术的日益渗透，以高效率的金融业、物流业、咨询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将为生产和生活提供高品质、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并大大提高经济发展的社会化程度。
　　3.产业的国际转移更加深度化和广度化
　　产业的国际转移体现了世界产业结构的区域性调整，随着新科技革命和高技术产业的深入发展，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已经并将更多地通过产业的国际转移实现。产业国际转移的总规律是，先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轻工业，进而转移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重工业，一般方向是由发达国家转移到不发达国家。二战后的五十多年，世界经历了约三次大的产业转移：一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是20世纪60—70年代，日本、联邦德国等国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耗能、耗材少、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三是20世纪80—90年代，伴随全球新一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技术发展，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并将重化工业和应用型技术大量转向发展中国家。
　　目前，面对新世纪的发展与竞争，发达国家以全球化战略为基础和出发点，大大加速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国际转移出现日益深度化和广度化的新趋势。一是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与规模不断扩大。1980—1985年世界对外贸易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8.8%，1995—2000年为38%，2002年达到40%；到2002年，世界对外贸易投资累计超过35 000亿美元以上。二是产业转移结构高度化。在国家层面：产业国际转移不仅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转移；在产业层面：转移重心开始由原材料工业向加II业、由初级工业向高附加值工业、由传统工业向新兴工业、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其中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旅游和咨询等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信息、电子产业）则是产业国际转移的重点领域；在技术层面：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将重点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因而将加快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技术转移的速度也将比以往更加迅速。三是产业转移区域内部化。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集团化的迅速发展，促进了区域内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迅速增长，并超过区域间的资本流动和产业转移，成为当前国际产业转移的基本特点。从全球范围看，欧盟、北美、亚太经合组织是国际产业转移最为明显的经济区域。如欧盟1／3的对外投资是在成员国之间进行的；美国对外投资的1／5集中在加拿大，加拿大对外投资的1／3集中在美国；1994—2001年之间亚太经合组织（APEC）成员对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规模年平均增长为15.24%。四是产业转移方式多样化。产业国际转移已由原来的比较单一的直接投资和单一股权安排转换成为包含单一的直接投资和股权安排在内的独资、合资、收购、兼并和非股权安排等多样化产业投资和产业转移并举方式，其中，证券投资和跨国并购方式日益成为主要方式。1995—2001年证券投资规模在全球资本流动总额中所占比重由1995年的22%上升至2001年的75%以上，并有继续上升的态势；1995年跨国兼并金额为2000多亿美元，至2001年达到3 500亿美元左右，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7.8%。五是跨国公司成为产业国际转移的主体。目前，跨国公司已控制了全世界生产的40%，国际投资额的90%、国际技术贸易的60%、国际技术转让的80%和科研开发的90%是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由于这些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有5l%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因此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及产业结构都有重大影响。六是产业国际转移出现集群发展的趋势。随着区域竞争不断加剧，产业转移已由原来单个项目、单个企业、单个产业的转移转向产业链式转移，以形成产业的群体和网络，提升区域竞争优势。
　　世界高技术产业化、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产业国际转移的新发展，对国际分工体系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决定各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地位的核心产业将由传统产业逐步转向高技术产业和具有更高技术含量的传统产业；跨国公司的主导地位决定企业内的全球分工已成为各国参与国际分工更加主要的模式，不同产业的全球分工和产业内全球分工则更多地通过企业内分工体现。
　　综上所述，以高技术扩散为代表的新一轮世界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将使我国有机会通过吸引一部分国外的高技术以及利用新一轮产业国际转移加快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促进产业结构尽快升级，完成新型工业化任务。
　　（二）“入世”过渡期结束，我国将进入全新的开放阶段，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面临新课题
　　“十一五”时期，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结束，标志我国全面融入世界经济新阶段的开始。中国的全面开放，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发展，特别是世界产业结构新的大调整，全球传统产业的调整布局提供新的市场和空间，从而对以高技术产业与高技术传统产业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和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为我国传统产业的升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开放度的不断加大，传统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的开放度也在不断加大，在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构成中，第二产业占近70%就是一个例证。但即便如此，开放度仍然有限。从产业领域的开放上来看，第一和第三产业基本是限制开放的，第二产业中，轻工业的开放度较大，重化工业的开放度有限。这种状况表明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以往都是在半对外开放的环境中进行的。由于开放程度基本可以由国家掌控，因此，来自经济外部的影响是有限的。
　　“十一五”时期，“入世”过渡期的保护措施基本失效，我国对外资的市场准人限制也将全面放开，这意味着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将更多地受到世界产业结构大调整，特别是产业国际转移和高技术发展趋势的影响。一方面承接产业国际转移，引进高技术和先进技术的机会加大，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从而对推动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来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另一方面，改造的相对独立和主动的环境进一步丧失，产业国际转移在提供先进技术和产业的同时，也会将一些落后的、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及技术转移过来，影响传统产业升级。同时，跨国公司实施的全球战略也将通过国际生产体系、技术控制和品牌等方面加大对我国产业的分化、整合，从而进一步侵蚀我国的产业体系，打击和制约我国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这将使统筹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国际产业转移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如何在新的全面开放环境下，更好地实施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任务，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发展差距，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水平，以更加强大的经济实力积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是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与升级面临的新课题。
　　（三）我国经济发展进人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新阶段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规模已达到新水平，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新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观，成为我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标志。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产业的改造升级要与国内日益形成的资源约束相结合，要充分考虑和协调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两者关系，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要有利于节约资源，有利于环境保护，同时兼顾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改造要同国际产业转移相结合，在全面开放的环境下，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提供的机会，降低产业结构升级成本，提高产业结构升级的效率。
　　传统产业在目前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力量，是实现现代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目前，我国传统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0%以上，占工业增加值的91%，固定资产原值的95%，利润的80%，上交税金的95%，从业人数的94%，出口的87%。传统产业创造了绝大部分的产值、利税和就业机会，有着庞大的规模和雄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实施过的5个五年计划都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作为发展重点，但时至今日，我国传统产业还存在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一是产业总体竞争力较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多数行业的低水平生产能力过剩与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和工艺装备依靠进口并存；二是整体技术开发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导致主要生产技术、工艺和装备落后；三是企业组织规模小而散，社会化、专业化水平和管理水平低，市场开拓能力差。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在目标上，传统产业改造缺乏完整的长期战略目标；在重点上，改造的重点不突出，由于条块体制的影响导致资源分散，不能集中使用；在技术路径上，没有完全解决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道路问题，如何通过引进技术创新自己的技术研究体系问题也未能完全解决；在体制上，还没有解决发挥政府在将产业结构升级作为实施国家赶超战略重要组成部分中应有的作用，以及更多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促进合理公开竞争机制作用，以提高产业结构升级效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制约了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水平，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制约了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力与能力，显然不能满足发展新型工业化的要求，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阶段和新发展观对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的要求。
　　因此，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的需要，有必要制定我国新时期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战略。
　　二、“十一五"时期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主要战略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都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发展的时期，对外开放与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要求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战略不是对以往思路的修修补补，而是要在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基础上，着重实现以下几个重大转变。
　　（一）立足国际化，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协调国内产业升级与国际产业转移。战略着眼点应从立足国内转向立足国际，推动新的国际分工体形成
　　所谓国际化，是通过适当的国际分工增加和实现一国的比较利益，其核心是实现和加快工业化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赵文1996）。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战略，而且某种程度是一种赶超型发展战略。立足国际化，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要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通过这个过程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国家的赶超型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使一国不可能再具有封闭条件下的那种完整的产业经济体系。各国市场的相互开放既推动了经济的相互融合，一定程度又使国家丧失了原有民族经济的自主权。对此，常常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肯定的，认为这是必然过程，可推动落后国家经济发展，因而应顺应潮流；另一种是否定的，认为民族经济的完整性被破坏是很危险的。如何处理全球化与一国的民族经济关系始终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如何判断两者相互融合后的利与弊（当然这个问题也很重要），而在于面对新形势，自己清楚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也就是变被动为主动，这也是制定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的大国，要实现经济发展，并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必须要有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
　　“十一五”时期，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战略具有赶超性，可以作为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理由是，我国要实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是凭空而论，而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和能力。培育这种能力和实力就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国家的赶超型发展战略。作为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战略，是具有很强的赶超性的，赶超的客观性和现实性在于：一方面，国外的先进制造业技术都基本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发展的空间也已相当有限，但高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尤其是高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发达国家尽管要比我国快很多年，但相对于先进制造技术来说，发展的时间要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要小一些。这既同国外高技术发展总体还处于起步阶段有关；也同发达国家已将大量制造业转移出去，因而没有很强的产业数量基础有关。另一方面，通过二十多年发展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我国的制造业基础有了较大的提高，据称，目前中国制造业总量已居世界第4位，具有承接国际高技术改造传统制造业的基础。出于降低研发成本和便于技术市场扩散的目的，目前，大量国外高技术和先进制造业技术研发中心向我国转移，据统计，到2003年上半年止，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的300多家研发中心，电子、信息产业约占56%，制造业研发中心占90%以上。同时，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化也在加快发展。这为我国传统产业改造，特别是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提供了更好的技术空间，使我国的传统产业有可能更多更快地利用国内外高技术研究成果进行改造升级，以缩短改造升级的进程。此外，赶超战略的意义在于：动用国家的总体战略能有效地修正外国跨国公司与我国企业在实力上的较大差距，一定程度抵御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外国跨国公司尽管实力强大，但毕竟是企业，在我国个体企业力量还不强大的时候，对抗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就是发挥国家组织的总体战略力量，用国家力量抗衡跨国公司的规模实力，这是日本、韩国的发展经验，为此，要有明确的国家战略。
　　“十一五”时期，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通过协调国内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国际产业转移，逐步形成开放条件下我国的民族产业体系。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参与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了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完成了轻重工业结构的合理调整；20世纪90年代，我国又一次抓住了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承接了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器件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食品加工业、汽车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等制造业国际转移，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机电产业发展和出口扩大。目前，全球重化工业（主要是汽车、化工）50%以上的投资集中在中国，在国内外资本的推动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明显的向重型化升级的特征。2003年中国工业利润向重化工业和电子行业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利润居工业行业之首；以汽车为代表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首次位居行业第2位；钢铁行业利润创纪录，钢产量首次突破2亿吨，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个年产钢超过2亿吨的国家。2003年在工业中，重工业的比重达到了60%以上，标志着中国工业进入重化工业时期。“十一五”时期，国际产业转移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具有很强的重合性。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准人的进一步放开，我国将成为更多跨国公司投资的首选之地，国际产业向我国转移的总体趋势将呈现出重化工业为主的多样化，其特点是：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并行，技术含量较高的先进制造业与新一轮以IT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并行；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转移并行，高技术与先进技术并行，其扩散程度加大，速度加快。另一方面，我国将进入以原材料为主体的重化工业向组装加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以工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发展的阶段。我国产业结构的总体发展趋势是：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推动，第一产业比重将大大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将略有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将大大提高。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动升级过程，实质也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的趋势。发达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规律是由轻工业为主转向重化工业为主，由原材料工业为主转向组装加工业为主，由工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而后再发展高技术产业。对我国来说，不必重复其老路，应充分利用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和新特点，加大高技术及先进技术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在推动高附加值的组装加工业加快发展的同时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有机结合，为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发展空间，从而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大发展，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的有限开放过程中，我国原有的产业在跨国公司实施的浅度一体化战略和深度一体化战略中虽一定程度纳入到全球分工体系中，并提升了分工地位，但我国的产业始终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反映在贸易出口方面，我国制成品的比例虽高达90%以上，与发达国家的分工由产业间分工上升到产业内分工，但我国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进口的是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因此在产业内与发达国家仍是垂直分工的局面；在生产方面，由于核心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及品牌等基本不掌握在我们手中，国内企业只能充当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中的加工配套角色，因而也处于跨国公司分工体系的低端。目前，我国产业体系的成分已有很大变化，外资已占相当的比重。2002年，外商投资企业的产出占全部工业产出的份额是：总产值占29.2%，工业增加值占25.95%、工业销售收入占28.48%，利润总额占32.5%，资产占24.42%，均已占到1／4甚至更高的比重。2000年，在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外商投资企业在总产值、增加值和销售收入中所占份额已高达71.57%、65.39%和72.21%。上述三项指标中所占份额均超过40%的行业还有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外商投资企业占全行业增加值的比重超过了30%的是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不能否定，外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对外开放的负面效应却是在相当程度上国内自己的配套产业体系和自主技术体系受到冲断、割裂，我国国内产业的关联度逐步降低，外资对我国产业的产权控制、技术控制和营销渠道的控制日益加大，我国对跨国公司产业的依附日益强化（高梁2001）。
　　在全面开放条件下，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有可能被进一步纳入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之中，对此，要重新考虑新的开放环境下民族产业体系的重建问题。重建民族产业体系，并不是要恢复原有封闭条件下，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行政配置资源所建立的那种产业体系，因为那种产业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规律，产业的内在联系不是靠市场机制形成，企业缺乏内在动力机制，产业的竞争力很差，根本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开放的过程中，这种产业体系无法有效地抵御比国内企业强大数倍、数十倍的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代表的外资的进入对冲破传统低效的旧产业体系还产生了积极作用。重建这种旧产业体系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但在加大开放条件下，是否要沿着现有的路线走下去，让更多的跨国公司在改造我国传统产业的同时占据我国产业的阵地呢?回答是不行的，应该修正和调整我国的战略，在吸引更多跨国投资和高技术加快我国产业发展的同时，重建新的民族产业体系。在新的全面开放环境下，发展中国家自身产业体系的建立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要通过制定国家战略，在平衡保护和竞争的过程中培育新的民族产业。目前，由于外资的进入，我国的许多产业都已进入了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这似乎我国的民族产业所剩无几了。发展中国家原有的民族产业在强大的跨国公司战略面前往往是很难有所作为的，但这不等于不能培育自己新的民族产业。新的民族产业的形成，不能靠传统的办法，也不能完全靠政府的保护，而可能要在跨国公司的分工体系中，在竞争的学习中形成。正像日本、韩国的自主技术创新体系是在引进一消化一模仿一创新中形成的一样，我国的民族产业体系也要在竞争一学习一模仿一生成中才能逐步形成。“十一五”时期，应将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作为国家培育新的民族产业体系的重要环节。开放条件下，民族产业体系的重建与发展要改变以往技术改造“撒胡椒面”的做法，要贯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不能包罗万象，面面俱到，要在发挥产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突出重点，形成产业的世界龙头。“十一五”时期，应在重要原材料、重大装备制造业、汽车、造船等我国还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着手培育世界级的产业龙头。对这些产业，一方面要在产业基础、技术开发能力、人员培养等方面加以一定程度的保护，避免外资不必要的影响；同时另一方面，也要让其投身到国际竞争的大舞台中，去提高产业的水平、效率，增强实力，在反复的较量中成长，并形成民族的产业优势。
　　“十一五”时期，应将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作为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步骤，在国际竞争过程中，推进新的国际分工体系建立。我国的全面开放将加大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特别是随着我国制造业的不断高技术改造与升级，将对全球与区域分工体系产生重要影响，由于高技术产业的加快发展，以高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逐步形成，我国运用高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也将会在推动以高技术产业为核心的新国际分工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预计，在参与全球分工体系中，通过改造升级与国际产业转移，我国制造业将改变产业内垂直分工和处于制造业低端的格局，逐步提升分工地位；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将会形成以我国制造业为核心的区域制造体系。
　　（二）战略核心目标是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高效化，协调产业改造升级与资源环境持续性发展。改造的战略核心内容应从量的扩张转向结构优化和可持续发展，全面提高传统产业的质量与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的5个五年计划中，都很重视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但缺乏明确的传统产业升级战略目标。“六五”“七五”曾以安排3 000项技术引进项目为重点；“八五”以节能、节约原材料、开发新品种、提高质量和促进出口为主要内容，安排了62个重点项目；“九五”实施了“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的力度，加快企业改革步伐”的“双加工程”，优选了煤炭、冶金、化工、建材、医药、轻工、机械、交通运输等行业的65个重点领域，主要安排全国重点行业综合实力排位前三名的排头兵企业承担。“十五”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关于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实施意见》，虽提出了总体目标是：到“十五”末期，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国际知名的大型企业集团，发展“专、精、特、新”，并颇具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大幅度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水平；研究开发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和工艺，研制一批重大技术成套装备和主导产品，为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供技术支持，使我国传统产业中重点骨干企业的技术装备、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接近或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部分产业达到或接近国际同期先进水平；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的新途径和成功经验。但这些改造的目标都以提高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为前提，以大量安排技术改造项目为重点，而没有产业升级的地位和空间。从中可看出，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只能将国有企业作为技术改造的核心，而不能以产业发展作为主体，以产业结构升级为目标。这也许是二十多年的技术改造，尽管一定程度提升了我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水平，但离我国发展所需要的产业改造升级目标或成效相距甚远，是导致我们不得不长期陷入重复引进、重复改造、重复落后的怪圈的主要原因。新的国内外发展环境和新的经济发展任务，要求我们必须要改变原有的目标思路，重新构筑目标。
　　“十一五”时期，应将“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和“高效化”作为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战略目标。
　　高技术化：就是充分运用国内外高技术的发展，加大对传统产业改造的力度，使传统产业直接与高技术对接，以加快提高传统产业的高技术素质。国际经验表明，技术发展是有阶段的，技术发展阶段是可以缩短的，否则落后国家的后发优势就不能得以发挥。世界新一轮高科技革命的综合性和快速性特点，给发展中国家的赶超战略提供的更多空间之一就是技术跨越的空间。一方面，由于国际竞争带来的技术转移层次提高、速度加快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可以更多地利用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成果；另一方面，直接从高技术研发切入，也使我国可省去不断淘汰落后技术的时间。这些因素都可使我国避免一些技术发展上的重复，在传统产业的改造目标上提出更高的要求。对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主要运用的是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为核心的高技术。信息技术的出现和发展，不仅创造了计算机、通信设备、集成电路等新兴的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而且通过渗透和辐射，使机械、冶金、化工等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理念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制造业信息化技术由于集成了电子信息、自动控制、现代管理与生产制造等多项先进技术，能够同时调控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促进了产品设计的创新、企业管理模式的创新和企业间协作关系的创新，减少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提高了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如用于改造装备制造业的高新技术主要包括：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环境保护技术、现代管理技术等。改造的主要内容大致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高新技术与装备制造业融合，使装备制造业的一部分成为高技术产业，如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制造业、集成电路制造业、数控机床制造业、先进武器制造业等；二是改造提升产品的层次，智能化、数字化程度；三是提升生产过程的柔性化、自动化水平及市场快速反应的能力，使制造工艺和装备既能满足市场需求多样化、个性化需求，又能满足高质量、低成本、低消耗和清洁生产的要求；四是推动企业业务流程的优化重组和管理的现代化；五是促进企业间制造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优势集成，提高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当然，提出高技术改造，并不等于不要先进适用技术，对我国传统产业来说，许多先进适用技术是基础性的，这些基础性的技术对一些相当落后的传统产业还是需要，但重点技术应是高技术。
　　高附加值化：就是通过高技术改造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由于制造业在传统产业结构升级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传统产业高附加值化的核心在于制造业的高附加值化。制造业的高附加值化就是制造业的结构不断升级，由以轻型制造业为主转向重型制造业升级，重型制造业由以原材料为主转向以加工组装制造业为主的高加工度化，这个转变过程又分别属于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换。而劳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率又存在由低到高的差距，因此，这种转换有利于产业生产率提高和结构升级（郭克莎，等1999），这意味着目前我国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制造业在结构上要继续深化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组装加工业的比重不到30%，与发达国家90年代初已达40%的组装加工业相差十多个百分点；2002年，以工业增加值计算的三资企业的加工工业在我国工业中已占近42%的比重。由于发达国家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领域将是重要原材料和组装加工业，这些国际产业的转移必将伴随着对我国传统制造业的改造，推动我国重化工业的深化发展。
　　高效化：我国目前以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的明显特点是产业对资源，包括对各类能源、物质材料、矿产资源的消耗很高，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很大，因此，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目标总体上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传统产业改造的质量和效益。高效化具体可分为提高传统产业改造的质量效益、提高资源环境的质量效益和提高产品的质量效益，以协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资源环境持续性发展的关系。提高传统产业改造的质量效益，主要是注重对传统产业技术质量的升级，而不仅是一种产业技术数量的增加，如对钢铁产业的改造等，这些技术的采用有利于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提高生产的质量和效益。提高资源环境的质量效益，主要是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不应加大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而应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质量提高。这有助于解决长期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中重复建设、低水平重复的问题，也需要在传统产业改造中大力推行可持续生产方式和可持续消费方式。建立新的可持续性生产和消费方式，主要是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那种单纯生产和消费的传统方式，而引人可持续性，也就意味着在生产方面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采用对环境不造成污染的清洁生产方式；在消费方面使用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环保品质，采用节约各类资源的消费方式，消费的物品经过处理可以重复使用，人的消费不影响大自然的物种生存等，实质是健康性的消费和保护资源的消费。新的可持续性生产和消费方式具体体现了新的可持续发展观，对提升我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质量和水平是非常重要和有意义的。长期以来，我国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也在走“先改造，后治理”的老路，技术引进的一些落后的生产设备和工艺不仅消耗了大量本可节约的能源，效率低下，而且造成对资源的大量浪费、破坏和环境污染；与这种生产相适应的落后的消费方式，加大了对资源环境的浪费、破坏，并形成生产与消费的恶性循环。近几年，我国尽管已注意到传统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问题，并通过一些措施扭转这种局面，但要从根本上转变传统的落后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还要付出更多努力，包括在资源利用的价格政策、设备和工艺的技术改造和更新、生产与消费管理体制的创新以及人们观念的改变和社会宣传导向等各个方面，都需要加大工作力度。提高产品的质量效益，主要是在改造中生产节能、降耗的高品质产品，满足市场需求的升级。使生产与需求、产业升级与资源环境形成良性的循环经济。
　　（三）在多样化过程中着重培育我国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协调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改造的技术途径应进一步从单一的技术引进转向多元化，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引进技术为主，以自主开发为辅的技术改造路径。技术引进又主要分为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自20世纪80年代起，主要是通过贸易方式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和部分技术，如我国“六五”技术引进的3 000个项目主要是设备引进。进入90年代以后，贸易方式仍是技术引进的主要方式，如我国每年进口的机械设备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中设备购置费的2／3左右，光纤制造装备的100%，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石油化工装备的80%，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纺织机械、胶印设备的70%依赖进口。我国主要机械产品技术来源的75%和大多数电子信息产品的核心技术来源于进口。但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90年代后，随着外资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方式也成为我国技术引进的重要方式。据国内研究，外商投资企业中，使用跨国公司母公司比较先进技术的企业最多，占调查的45%；使用母公司先进技术的企业次之，占42%；使用一般技术的最少，占13%，表明绝大多数跨国公司提供了母公司的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提供了填补国内空白的技术，调查表明，使用国内空白技术的企业占样本企业的65%；其余为使用先进技术的企业，占总样本的35%；没有企业使用国内一般技术。目前，跨国公司也在逐步增加在华建立技术研发中心的数量，从研发性质来看，在创新型、适应型和专用技术型三种类型中，国外研发中心大都属于适应型和专用技术型研发，主要从事创新型的几乎没有。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也开始注重自主开发技术体系的建立。一是建立以技术中心为主要方式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到目前国家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达289家，省一级政府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已超过2 000家，520户国家重点企业中的工业企业基本建立了技术中心。二是建立以城市为依托，开放式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目前，全国已有江苏、安徽、广西、上海等二十多个省市组织实施了地方《技术创新工程》，山东、内蒙古、山西、云南、深圳、武汉等十多个省市以及青岛、合肥、柳州3个试点城市成立了“技术创新促进会”（或“技术创新中心”）等中介机构。三是建立以大型企业联合体为依托的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在目前我国一万余家科学研究机构中，约30%实现了企业化改制，直接进入了企业或转为科技型企业，充实了企业的科研力量，成为行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开发的重要依托。四是建立以企业为中心，风险共担的产学研结合机制。在全国共建产学研联合研究开发机构和经济实体6 100多个，形成了优势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共同发展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的引进为主，自主开发为辅的技术体系对于提高我国传统产业技术水平，推进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依靠技术引进是不可能增强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多年来，我国装备制造业一些重要产品和工艺技术主要从国外引进，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引进经费占技术开发经费的比例很高，而在引进国外技术经费中，设计图纸、工艺专利所占费用的比例高达60%以上，同时，技术引进费用又远高于用于消化吸收的费用。花费高额费用购入的技术往往没有能力消化吸收，重引进、轻开发；重使用，轻研制；重模仿，轻创新，从而陷入落后一引进一再落后一再引进的怪圈。而装备业至今仍然基础技术方面落后，整体制造水平仍处于机械化为主的阶段，设计手段落后，工艺装备水平低，而发达国家已进入以计算机控制为主的柔性化、智能化、集成化为特征的自动化生产阶段；在产品结构方面，存在中低档、一般性的趋同产品多，重大成套设备和高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与制造能力不足的状况。再看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国外一些实证研究报告已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扩散效应是相当有限的。跨国公司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成套设备都掌握在母公司手中，在东道国主要进行简单加工组装，而且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技术垄断的优势通盘制定产业转移战略，确保其在东道国生产的产品既能保持竞争优势，又给东道国产业设立了较高的进入壁垒，产生“挤出效应”。在我国汽车产业，外资的进入就是凭借设计技术、营销技术及品牌等技术领先优势控制并占据了国内市场，挤压了创造民族自主品牌的能力（陈建国，等 2004）。因此，引进技术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由于我国技术自主创新的能力与体系建设缓慢，赶不上跨国公司对我国技术市场垄断的速度，跨国公司通过技术及技术市场对我国产业技术的控制日益增强，我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日益加大。这既不利于我国产业以技术为核心的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高，也将进一步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同时，更危险的是，跨国公司将置我国的产业技术为其下属，达到长期控制我国产业和市场的目的，这对我国经济的自主发展和产业安全将是极为不利的。
　　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与以往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不同的是，更加强调更多地运用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新能源及环保技术等高技术的最新成果，提高传统产业的质量和水平。对我国来说，由于技术发展阶段有一定的跨越性，使我国可借助高新技术最新成果加快传统产业改造，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经济的跨越性发展。但更为关键的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加快培育我国的技术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
　　一国在全球分工体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取决于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和实绩。一个国家，只有高度重视和积极培养本国的技术储备、产业组织和产业控制力，才能在长期的产业和技术发展竞赛中把握主动，才能有发展后劲，才能获得持续健康的发展（高梁2001）。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应建立自己强大的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强大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以便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更好地掌握主动，而且有利于实现跨越发展，并维护国家安全。
　　在全面开放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体系建设的途径方式与封闭条件下完全不同。封闭条件下，只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可建立独立的完整的技术体系，开放前，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也建立了一套技术开发体系。但随着开放，这套按照行政方式配置科研资源建立的体系被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跨国公司技术体系的进入打破了。根据韩国的经验，开放条件下，落后国家的自主技术研发体系的建立要经历引进、消化、吸收、模仿的过程，要在这个过程进行的技术积累基础上逐步完成自主技术创新体系的建立。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技术引进，我国在消化、吸收和模仿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技术基础，“九五”以来，我国在国家、省、地区及行业与企业已形成的各类研发组织已体现了这种技术基础的形成。“十一五”时期，应是我国在这种技术基础上，借助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供的机会发展较强的自主技术开发能力的重要时期了。
　　“十一五”时期，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自主研发创新能力与体系重建提供的技术空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自主研发创新体系。由于我国制造业已具相当规模，在高技术对制造业的技术扩散上应具有相当大的空间，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同一般技术改造不同，它不仅仅是技术的复制过程，而是对产业内部的全面改造，使产业在结构、功能等方面发生质的变化，从而引起生产体系的变革，因此，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过程本身就是新技术模式产生的过程。我国在这方面的产业区位优势应对我国自主研发体系的建设提供有所作为的空间。二是在引进大量国外传统先进制造技术基础上的二次开发，也将促进我国自主开发的能力与体系建设。目前，我国已引进了大量先进制造设备与技术，对这些设备与技术的二次开发既是为更好地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因为引进的国外技术多是共性技术，本身需要根据当地市场进行开发；同时也是为技术的进一步在本地市场扩散或向同类外地市场扩散做储备。我国的市场空间大，需求细化的层次多，同时，其他发展中国家，如东盟国家的制造业发展也有同类技术需求，这种市场空间对我国引进技术的二次开发也将构成巨大的需求，在这种二次开发中也将逐步形成并增强我国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和体系。三是出于军事安全考虑因素，必须依靠我国自身研发的领域，和出于国际竞争考虑必须通过自身研发来取得谈判主动权的领域方面也要积极培育自主研发能力。一般地说，技术自主创新有两种途径，一是原创性技术；二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的创新。在高技术领域，我国原创性技术的空间将可能大些；在先进制造业技术领域，我国将主要是通过在引进、消化、吸收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的空间更大些。
　　“十一五”时期，建立我国自主研发创新应着重于研发能力、技术扩散能力和技术体系化建设。在研发能力方面，要将重点由引进、消化吸收能力的培养转向在模仿基础上的创新能力培养上；在技术应用与扩散能力方面，应将重点由企业内部自身扩散和区域内技术有限市场的扩散转向行业产业和区域外无限市场的扩散；在技术体系化方面，要将以单项技术为主转向多个技术集成的体系化，着重开发和形成我国自主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体系。当然，我国自主研发技术体系的建设不只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到技术组织、技术体制、技术管理等方面，同时还将涉及到国家、科研机构、企业及市场等方面。要充实国家创新体系，同时完善不同层次的区域的、产业的、企业的创新体系，还要建立技术成果市场化的机制，特别是建立技术专利的商业化运作模式，同时加大专利技术的储备，并将专利作为战略性技术手段⑥，这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全盘统筹考虑。
　　“十一五”时期，在重点组建和培育我国自主研发创新技术体系的同时，也还需要借助国际产业技术转移的机会，利用贸易和投资方式多渠道地引进世界高技术和先进技术。这是开放条件下借力使力少费力的途径，也是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技术资源、两个市场提高技术开发效率，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引进技术的必要性在于：可以更多地借助国外的高技术为我国的自主研发提供技术支撑和积累，促进和加快我国的技术发展与技术升级。因此，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过程中，要更好地协调自主研发体系建设与引进技术的关系，充分利用多元化技术渠道。
　　（四）产业要集群化发展，协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改造的战略重点应从单个企业转向以大企业为“龙头”的产业群，构建产业链，发挥传统产业改造的区域聚集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工作也曾通过确定重点企业、行业和地区进行布局，如“六五”“七五”期间将沿海地区企业、轻纺工业、机械工业作为改造重点，并规定重点企业必须是居重要地位的国有大中型一级或二级企业；“九五”期间实施“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的力度，加快企业改革步伐”的“双加工程”，优选了煤炭、冶金、化工、建材、医药、轻工、机械、交通运输等行业的65个重点领域，主要安排全国重点行业综合实力排位前三名的排头兵企业承担；“十五”期间国家实施“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优化产业产品结构”的“双高一优”工程，用国债项目重点支持这个工程，同时制定《关于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实施意见》，将18个行业作为重点。实施这些重点对推进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都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战略布局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选择的重点企业、行业和地区之间缺乏内在经济的有机联系，因而导致政策的规模效应低；二是确定的企业、行业数量较多，没有突出重点，导致政策优惠程度降低，优惠政策往往成为“免费的午餐”，没有起到真正的激励作用；三是通过行政手段配置技术改造资源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技术改造的动力不强，且成本高，效益差，效果不理想。这些问题归到一点，就是长期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企业、产业、地区形成的条块分割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中的影响，致使国家不能将有限的资源真正集中用到需要技术改造的产业的“刀刃上”。“十一五”时期，国内市场全面开放，市场经济体系加快发展，加上国际产业的集群式发展，产业国际转移也出现了由原来单个项目、单个企业和单个产业转向产业群或产业链式转移的新趋势，这使我国以往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实施的战略空间布局已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须加以调整。
　　从国际产业发展规律看，高技术产业及先进的制造业都日益通过区域的产业聚集方式发展，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使产业的上下游联系密切，产业链条加长，从而涉及的产业、行业、产品领域更广，投入成本日益加大，这更需要创造聚集环境实现各类资源，包括技术、信息、人才、物质等资源的共享，以降低投入成本，提高资源利用和开发效率。同时，技术资源与环境的聚集也有助于新技术的不断产生，因而，目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等越来越多的国家都通过产业区域聚集的方式加快产业的发展，以满足产业与技术日益群体化的特征。“十一五”时期，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必须注重战略的空间布局，因为这是将重点企业、产业与地区相结合，并产生最大改造规模效应的有效方式，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东北以装备加工制造业、环渤海湾以原材料加工业、长江三角洲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珠江三角洲以轻工制造业、长江中游以光电子和原材料加工制造业以及川陕以军工和机械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区域分工格局。这些地区聚集的大量装备制造业、钢铁、石化、汽车等传统产业既构成了我国的产业基础，也是我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重点，同时也是承接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因此，通过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充分利用国际产业转移的机会，进一步使这些地区的传统产业得到有效的改造、重组、整合，提高这些地区传统产业的质量素质和效益，将对进一步形成有动态比较优势，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从而打破我国长期存在的区域经济结构趋同、低水平重复的问题，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区域的聚集效应来自产业群的发展及产业发展基础环境，这又离不开企业群的聚集。国际经验表明，区域的聚集往往是靠大企业为龙头，形成众多专业化分工配套的产业群或产业链，以支撑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我国区域经济的现状是：产业发展环境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行政区划的作用仍较强，地区保护致使区域内的统一市场没有完全形成，制约了产业发展基础环境的不断完善；产业发展方面，由于旧体制行政配置资源造成的产业分布不合理现象还没有完全改变，制约了产业内在联系的发展，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在企业方面，区域中的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中小企业处于不同的联系，一部分以国内市场为投资目的的跨国公司出于本地化的需求，往往会逐步将国内的中小企业纳入其生产体系之中，但我国的国有企业，由于行政分割往往与外资企业之间缺乏市场联系而形成一种二元结构。但随着股权控制的进一步放开，跨国公司对国有企业的购并力度加大，又将使“各自为战”的国企陷入被动的境地。这种状况大大弱化了我国区域经济以及区域内民族工业的实力，更谈不上发挥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因此，“十一五”时期应充分利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机会，将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区域经济的整合有机结合起来，重建我国区域经济的聚集功能。
　　重建我国区域经济的聚集功能的核心在于，在区域经济内首先形成以我国有实力的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的产业分工配套体系和服务体系。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我国已形成了一批有经济实力和竞争力的国有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如沈阳中捷机床有限公司、沈阳鼓风机集团、上海宝钢集团、上海沪东中华造船厂等。他们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技术研发实力，并且有发展民族产业的志气和很强的责任感，国家应打破部门与行业分割，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体制环境集中力量重点支持这些大企业的经济发展与壮大，给其更多的自主权，让其自主地发展产业链，加快其产业配套体系的形成，特别是在对国内中小企业的整合中，不要让大企业受到更多行政干预，因承担不必要的社会负担而失去发展的机会和能力。这方面，我国的大企业与外资企业将会有激烈竞争，国家要为我国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政策措施，特别是构筑合理、公平的市场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我国的大企业再好再强，如果没有产业体系的支撑，没有强有力的众多中小企业的配套也是不能在与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因为当今的竞争已不再是个别企业间的竞争，而是产业综合实力、产业配套体系的竞争。只有通过这种综合的竞争，才能大大提高我国产业基础和体系的能力。也只有在反复的较量过程中，区域的各种经济要素才能更好地在流动中得到优化整合，以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形成的产业群或产业链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区域经济的聚集效应才能得以发挥，区域经济的特色才能真正显示出来，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坚强基础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支撑。
　　（五）加大市场化，协调政府与市场的积极作用，保障和提高对传统产业改造的有效性
　　改革开放以来，导致我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缓慢、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体制与机制上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体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是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政府职能转换还没有到位，政府管理上的错位、缺位及空位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政府过多地从事企业应做的工作，而对产业改造的总体战略与目标及手段缺乏应有的统筹考虑和统一指导，政府部门之间既“政出多门”，又“各自为政”，相互缺乏配合与协调。同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企业、行业与地区的改造重点确定上往往由于资源的争夺存在利益差别，相互博弈的结果导致政策效应弱化。
　　二是国内企业还没有成为技术改造升级的主体。特别是大量国有企业，一方面，由于产权关系不清，缺乏强烈的内外在技术改造压力与动力机制；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规模经济效益水平低，企业无法从规模经营中得到足够的技术开发费用。发达国家的技术研发费用中，来自企业的就约占2／3，而我国的企业研发费用非常之低，因而也制约了企业技术改造实力与能力的不断提升。同时，大量来自政府的资金又受到各级政府及行业管理部门的干预，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使用问题，致使出现了企业“不技术改造等死”，“技术改造早死”的现象。由于长期受到行政干预和条块体制分割的约束，我国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导致生产经营的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企业设置分散、重复，社会化的专业分工和协作机制一直得不到必要的发展，影响了企业组织结构的合理化，同时，也大大影响了新的产业化配套体系的形成。值得重视的是，在我国企业组织结构还没有通过充分竞争实现规模经营和组织结构合理化的情况下，将面临外国跨国公司正在实施的大规模企业并购形成的垄断竞争优势的压力。这将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企业更好地参与日益国际化的国内市场竞争的极大障碍，搞不好中国的国有企业及民族工业将有被外国跨国公司分而治之，进而被逐个吞并的危险，这将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构成比较严重的威胁。
　　三是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缓慢，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在打破了旧的技术体系的基础上，新的自主研发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固然有客观过程的影响，但主要的是技术创新体系上还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首先，国家层面的技术创新体制还受到管理部门分割，科技机构分散，科技目标不统一，科技资源配置不合理的问题制约，适应高技术研发特点的产学研联合研发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其次，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机制没有建立，适应于先进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专利制度和高技术产业化的风险投资机制还主要靠政府运作，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专利与技术的市场交易规则的制定、创业投资基金的设立、资本市场的发展、各类科技企业主体、创业投资机构及中介服务机构、相关的投资与管理人才的培育等方面还都不健全。再次，人事、教育制度存在问题。一方面提供更适合科技人才发展的体制与机制环境条件不完善，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的调节作用有限，同时国内为科技人才提供的良好环境条件有限；另一方面，教育领域中的学科设置、更新教材、教育方法等也还不适应技术创新体系对各类人才的需要。
　　上述体制机制问题从根本上反映出我国在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升级方面，市场机制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体制建设上还没有完全解决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的有机结合。
　　“十一五”时期，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是重要的带有跨越式发展的国家赶超战略，为更好地保证战略的实施，在体制与机制上应加大市场化，并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个积极性和两种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以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取得了快速进展，但目前仍处于政府主导经济的阶段。韩国经验表明，过多发挥政府作用，忽视或抑制市场作用，不仅将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和一系列问题，而且会在经济发展体制与机制等深层次方面造成难以纠正的隐患。由于我国长期计划经济的影响及市场体系相对不发达的状况，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起着主导作用。这虽是落后国家发挥后发优势的重要条件，但也应看到，我国已面临新的国内外环境：一是从国际环境看，经济全球化的加快发展，一方面表现为各国的资源与要素越来越多地通过世界市场进行优化配置，并通过这种配置加强各国的相互联系和依赖；另一方面通过世界贸易组织对参与经济全球化活动的众多国家行为进行规范统一的规则要求，将各国的经济体制逐步纳入世界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轨道。二是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意味着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方式要按照世界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这两个方面都从不同角度要求我国经济的发展应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当然，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也不能忽视政府通过组织动员全社会力量实施带有跨越式发展的国家赶超战略的作用。但政府需要继续转变职能，调整管理组织结构，提高管理效率，才能适应推进经济高效发展的要求。
　　“十一五”时期，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体制与机制上加大市场化，协调政府与市场作用应主要体现在：政府的作用一是制定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国家战略规划，以及支持国家战略规划的产业专项改造规划，明确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战略目标、重点产业、措施及步骤；二是组织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采用招投标方式组织重点产业对重要共性技术、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推广，并给予必要的财力支持；三是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及法律建设，规范技术专利交易规则，维护合理公平的技术市场交易秩序。市场的作用一是在战略规划的实施上要更多地通过市场机制，而不是行政手段；二是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快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设和加强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企业组织规模化、专业化，提高产业体系的配套性；三是加快技术要素市场的培育发展，让市场在技术的转化扩散中发挥更大作用；四是在专业技术人才配置和使用中更多地引进市场竞争机制。为了更好地发挥政府与市场积极作用，要进一步加大市场化改革的力度。主要是推进政府管理职能转变、特别要推进企业制度改革。国外的经验表明，企业是推动技术改造的主导力量，因而在科研开发与技术扩散中日益受到重视。如美国的科研开发投资中，企业占70%，大企业都设有自己的研发机构；欧盟在第6个科技发展计划中也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参与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为鼓励创业，对企业实施了资助政策。因此，没有企业活动，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就失去了载体，不能实施，更无法形成技术和产业的规模化扩散。发挥我国企业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中的主导作用，既要注重大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由国家资助一些大企业建立研发中心是必要的，但根本一点要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培植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内在激励机制，让企业在市场中增加研发的主动性与自觉性；又要注重发挥中小企业的作用，发挥中小企业灵活应变能力强的优势。让企业参与国家战略规划的制定，参与科技项目的研究开发及成果转化。同时，还要大力发展促进中介组织，提供各种服务。
　　三、“十一五"时期推进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主要建议
　　（一）全面转变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发展观念与模式
　　“十一五”时期，是我国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进入全新阶段的开始，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的结束标志着我国真正直面全球经济；新发展观的提出和实施标志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新阶段。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我国高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也应实现重大的观念与模式的转变。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应着眼于世界新一轮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与产业大转移的格局，将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同参与全球和区域产业分工体系、提升我国分工地位、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传统产业的改造要以高技术化、高附加值化和高效化为目标，着重提高产业的高技术含量和质量素质，加快实现产业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转型，力争通过改造，使我国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水平接近世界先进制造业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先进水平的差别。
　　第三，要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过程中，在广泛吸收世界技术研究开发成果的同时，着重创建并发展我国自主技术研发体系，这是使我国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具有世界竞争力，并由制造大国转变为制造强国的核心与实力所在。
　　第四，要在已形成的国内区域分工基础上，通过传统产业改造着重培育以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为龙头的我国产业生产体系和产业配套体系，以此为基础，进而走向世界，形成我国的跨国公司，以增强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
　　第五，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过程中，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让企业成为改造的主体，同时，加强政府的宏观指导和管理能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建设与完善。
　　（二）有所为，有所不为，加强重点产业技术开发能力建设，实现重点技术突破
　　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核心在于推进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化升级，“十一五”重点在于推动重化工业的持续发展和深化发展。重化工业的深化发展往往是以战略产业的转换升级为代表，而这种转换升级的基础是一系列重大技术的突破和在产业发展中的扩散。为此，“十一五”应将重大装备制造业、钢铁业和汽车业等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战略产业，制定国家重点改造专项规划，重点配置资源，特别是强化产业自主研发体系，加强能力建设，在重点产业实现重点技术突破。
　　装备业的技术研发能力提升的重点是：以重大技术装备为切人点，以集成创新为主要手段，实现装备制造业技术跨越。一是发展加强专门为装备工业服务的电子信息技术能力，开发专用应用软件和硬件，提高装备制造产品的智能化水平，增加生产过程及设备的柔性化，满足装备制造业个性化、敏捷化的发展需求。推动微电子和信息技术在设备产品上的应用，创造新产品和新市场。利用嵌入式技术，将信息技术完全嵌入到装备产品中。二是提高以设计为核心的产品技术与以工艺为核心的过程技术集成能力，提高装备产品的制造技术水平和精准能力。信息技术、虚拟技术和快速原型技术为实现产品技术与过程技术的集成提供条件。三是提高系统集成能力，将众多单机、配套产品，通过系统设计集成为统一的大系统，提高大型成套设备的制造能力。四是提高技术与管理的集成能力，转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
　　钢铁业加强技术研发能力的重点：一是以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钢铁工业。目标是及早实现钢铁工业自动化和信息化中的管、控一体化，包括普及基础自动化、强化过程自动化、重视制造执行系统的建设，加快企业自动化和信息化的进程。主要任务是：打通关键流程，实现产销一体，质量设计进入制造，总量控制覆盖全程，实时工序成本核算，财务统一可控，整合供应链，仓库网络化统一管理，销售和客户管理信息化，能源集中管理，建立全面、统一、共享的企业信息网络平台。二是积极推广新型节能降耗技术，推进清洁化生产，支持企业实施高炉富氧喷煤、高炉余压发电、干熄焦、转炉高炉煤气回收及综合利用、蓄热式加热炉、节水技术改造、无头轧制和控冷控轧等先进实用技术。同时，密切跟踪世界钢铁工业的技术走向，重点关注以下领域的最新进展：薄板坯连铸连轧、薄带连铸等近终型生产工艺；无焦炼铁；冶金过程的综合节能和环保技术；清洁钢生产技术；生产过程的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煤一气转化等冶金新型清洁能源的开发；新产品和新材料的开发，包括传统产品的升级换代、纳米新材料等新一代钢铁材料；信息／管理技术，包括企业级企业资源计划（ERP）、综合营销信息化、作业管理级制造执行系统（MES）技术；绿色生产和绿色工厂的建设。
　　汽车业的技术研发能力提升的重点：一是大力发展汽车电子。国家已重点规划的汽车电子关键技术为：点火系统，传动、制动系统，安全故障诊断系统，信息系统，舒适、享受系统，环保产品（噪声、废气治理），汽车电子元器件（通用、专用集成电路，传感器，插接件，继电器等），计算机辅助设计（CAD）、计算机辅助工程分析（CAE）、计算机辅助制造（CAM）等设计制造软件。二是积极发展新型能源清洁汽车。目前我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及有关汽车制造公司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差距不是很大，可采取模仿创新和自主创新相结合、自主创新为主的模式，开发市场效益好的新型能源车，实现技术上的跨越式发展，同时较好地解决我国的石油短缺问题。
　　（三）为支持有实力的国内大企业或企业集团成为产业发展“龙头”创造良好的政策与体制环境
　　由于制造业的日益规模化是市场竞争的优势所在，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很大程度要依靠大大提高产业规模化经营水平，企业的规模化水平提高是产业规模化水平的重要基础。目前，在钢铁行业，国际大公司已达4 000万吨的规模产量，我国最大的上海宝钢仅为1 987万吨，相差一半以上；在汽车行业，国际大企业年产都在百万辆以上，我国全国产量才400多万辆，相差甚远。这使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总处于不利境地。“十一五”时期，为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要创造有利的政策与体制环境，使我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有利于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做大做强。
　　在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过程中，应考虑制定鼓励我国制造业大企业进一步提高规模化经营的政策。目前，国际企业兼并已进入强强联合的阶段，而我国还停留在强弱联合的低水平，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但国有企业之间由于受到不同政府部门的行政制约，很大程度没有购并的自主权，为此，要借助一定的行政手段对我国现有国有制造企业进行改组、兼并和整合，特别是鼓励强强联合。同时，要进一步打破条块行政分割，特别是打破地方封锁和保护主义，使企业联合要素可自由流动，为此，要继续推动政企分开，加大国有企业现代制度的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四）将传统产业的改造与加强区域经济分工特色相结合
　　“十一五”时期，我国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将重点产业与重点地区紧密结合起来，改变企业、产业与区域相脱离的局面。这要求在现有的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区域分工的基础上，各区域根据新的国内外发展形势及区域已形成的特点和优势进行重新定位与修正。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超出了省级区划的界限，一些地区已打破了行政区划局限，形成了跨省市的区域经济联合组织，建立了新的合作机制。如长江三角洲已建立两省一市的“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15+1”的城市“市长论坛”（王一鸣 2004）；珠江三角洲也正在形成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组织与机制；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计划在加快推进等；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都为本区域内传统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改造升级提供了更大的平台。但目前，我国区域经济的趋同现象还较严重存在，产业的差别化程度不高，一定程度是我国重复建设、低水平投资的原因。“十一五”时期，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在传统产业改造中，根据不同区域的区位优势与产业比较优势确定产业改造的重点，而将不具备优势的产业转移或淘汰出去，借传统产业改造的机会进一步提升我国不同区域经济的特色优势和产业水平，同时围绕着特色产业逐步形成产业配套体系。为此，区域的传统制造业的高技术改造应成为区域规划与政策的重点。同时，重点区域的规划也应作为国家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更明确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与发展方向。
　　（五）深化改革，推进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
　　适应新的全面开放的要求，政府的职能应进一步转变，一是根据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国家要制定统一的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总体规划，明确改造的目标、方向、任务、重点，集中有限的资源，真正发挥其效率；二是改变高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施中有关政府部门更多地注重分钱、分物、分权的做法，应更多地通过招投标方式引入市场机制配置改造资源，同时，应动员社会资源加大对传统产业改造的力度，特别是培育企业作为改造的主体；三是调整政府职能配置，改变对改造资源使用与配置上政府的多头和分割状况，协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划分，提高改造资源配置、使用与管理效率；四是加强政府的服务职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信息、政策、协调等服务，由管制型政府转变为开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使市场主体以政府为中心转向政府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