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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订阅本文在归纳和梳理世界城市理论发展演化的基础上，指出值得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问题以及陈述个人的倾向性意见，并结合我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提出一些战略性的理论思考。
一、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及其变化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讲，世界城市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早在1915年Patrick Geddes就提出过这个概念，它是指那些在世界商业活动中占有不成比例数量的城市。在当时，那些世界商业活动高度集聚的城市便被视为世界城市。但对世界城市开始进行比较深入的系统研究，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事情，其中经过了一系列的理论演进与发展。
早期世界城市研究的建议者主要是从全球性特征和跨国合作经济的角度来定义与探索世界城市的。他们(Hall，1966；Hymer，1972；Heenan，1977)通过分析和排列全球性活动的地理位置选择偏好以及跨国公司(MNC)总部在发达国家中的作用，来确定世界体系中某些世界城市的主导地位。
以后，弗里德曼(Friedmann，1995)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角度于1986年提出了所谓的“世界城市假设”的独创性理论，并进一步提出了18个核心和12个半外围的世界城市的等级结构和布局。由于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等级层次理论是建立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中把主要城市作为资本控制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所以他把世界城市等级理论依赖的几个主要分析标准确定为：主要金融中心；跨国公司的总部(包括地区性总部)；国际化组织；商业服务部门的高速增长；重要的制造中心；主要交通枢纽和人口规模。尽管以后在世界城市的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该理论仍然是考察全球范围内城市间相互关系的一般性基础理论。
沙森教授(Sassen，1991，1994a，1996)则通过对全球领先的生产服务性公司的分析来诠释世界城市，从服务業的国际化、集中度和强度角度定义世界城市。据此，世界城市被设想成为这个时代服务性产业领先者的生产地。显然，这与弗里德曼把世界性城市作为一般“指挥中心”的初始想法不同。因为沙森教授(Sassen，1991和2001第2版)把全球性城市定义为发达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世界城市的本质是为全球资本提供服务的地方而不是它的具体管理，所以那种“集中化的指挥部”并不成为世界城市本质性的东西。这是与弗里德曼的世界城市定义相区别的关键所在。
在此之后，卡斯蒂尔斯(Castells，1996和2000年的第二版)从全球流程空间的角度，把世界城市描述为世界范围内“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点以及中心。
另外，还有不少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世界城市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了世界城市理论研究。Beaverstock等人(1999)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主要集中在世界3个地区，即北美洲、西欧和亚太地区。根据GaWC小组关于世界城市的排名，一级城市相对均匀地分布在这三个地区，即北美洲3个(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西欧4个(伦敦、巴黎、法兰克福和米兰)；亚太地区3个(东京、香港和新加坡)。
传统的世界城市概念，往往是指一些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地域面积庞大的超级大城市。在此概念框架下，若要取得世界城市的资格，这个城市必须具有一些在数量上不均衡的本质属性。在某种意义上讲，要按照全球的标准：规模大、力量强大、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拥有以上特点的世界城市，就会被定义为一个“大”城市。尽管从拥有数量上不均衡的属性判定世界城市要优于从性质上认定世界城市，但这只是注重了城市的空间存量，强调了自身地域的财富积累与规模扩大。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背景下，世界城市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因为世界城市产生的动力机制及其进程是全球性的。世界城市的本质属性，更多地表现为在全球化中的连通性。一个城市是否具有世界城市的功能，关键在于其融入各类世界网络体系的程度。Castells(1996)曾指出，世界性大城市继续积累其财富和权利的过程，是与“先进服务、生产中心、全球网络市场相联系的”。简要地说，世界性城市的产生与再发展是通过其流量(例如信息、知识、货币和文化等流动)，而不是它们的存量凝结(例如城市形态和功能)来实现的。他认为世界城市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生产和消费高级、先进的服务及其促进该城市发展在全球网络中发生联系。如果我们进一步把世界城市看成是Castells(1996)所说的全球网络和连续性生产过程，那实际上就是一个空间流量的问题。因此，过去那种把城市规模大小、城市功能齐全等作为衡量世界城市的主要标准已不再合适。从这一意义上讲，一些传统的超级大城市也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世界城市。
我认为，全球化与信息化对世界城市内涵变化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全球化通过越来越广泛的联系，拓展了城市空间流量的范围；信息化则通过加快各种要素流动的速度与效率，增大(扩大)了城市空间流量的容量。为此，我们分别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角度论述了世界城市发展变化的新动向，以及世界城市如何适应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战略思考。
尽管世界城市的内涵随着新的背景出现而发生变化，但并不因此而完全否定其传统内涵中的合理部分。事实上，城市的空间存量与空间流量有其内在关系，若没有相当规模的空间存量，就很难有较大的空间流量。当然，不能反过来讲有多大的空间存量就必定有多大的空间流量。因此，我认为要从城市空间存量与空间流量相结合的角度来界定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一方面，世界城市是庞杂的世界范围内的各种要素流动的交换与计算中心；另一方面，世界城市本身又是一个物质的、动态的庞杂的集合体。
二、世界城市网络体系
与世界城市内涵变化相联系，在对世界城市外延边界的确定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与认识。
比较狭义的理解，就是把在世界城市系统中一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城市视为世界城市。也就是，把世界城市看成一个独特的城市层(Marcuse and Van Kempen,2000)，其独特之处就在于在整个世界城市系统中处于支配地位。如Sassen教授(1991，2001)在其《全球城市》一书中指出的一些处于支配地位的城市(纽约、伦敦和东京)。
与此不同。一些学者从世界城市的空间流量角度，强调全球性联系的重要性，对世界城市做了比较广义的理解。他们认为，虽然全球化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但有证据表明，每个城市都是这个世界城市系统构成的一部分，它们作为全球商品、服务的提供者和市场，作为资本、思想流动的轴心而存在。一个城市较少数量的资本服务提供，并不意味着其缺乏全球性的联系。因此，要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的全球范围内来构想世界城市(B．Derudder，P．J．Taylor，F.Witlox and G.Catlano，2003)。
按照这种广义的理解，可以把许多规模并不很大的城市纳入到世界城市中来，特别是一些具备了独特的混合性质的资本服务功能，有着较广泛全球性联系的城市。如Brown等人(2002)认为迈阿密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扮演了某种专门的职能：它虽不是主要的世界城市，但它扮演了中美洲和全球经济连接门户这一关键性的角色。
英国Longhborough大学地理系学者所组成的世界城市研究小组(GaWC)在他们对世界城市网络的研究中，正式把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特定为各单元互相连锁的网络(Taylor，2001)。一个内在联系的网络具有三个层次：网络层次，指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的联系；节层次，指城市；次于节的层次，指服务性公司提供的现代服务。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得以产生。
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全球现代服务来具体地诠释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其方法的理论基础可以追溯到Sassen(1991，1995，2000)对全球经济中的地方和生产的研究。Sassen(1995)认为，应更多地关注这些服务产生的过程。服务性公司的位置选择决策现状表明，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似乎一种新的集中趋势正在出现。现代服务性公司正利用其全球网络，向其任何可能的客户提供服务。因此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的分析中，首先应该关注的是这些公司的位置(区位)决策。也就是说，具体分析特定地点现代服务的集中化是具体诠释世界城市网络框架的基础。
尽管这类服务性公司的位置(区位)选择具有集中化倾向，但为了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提供服务，其仍然在全球遍设子公司、分部，从而形成全球性的网络。网络中的每一个子公司、分部都代表着其服务在全球的具体分配，这是其位置(区位)决策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结果。从这一角度讲，世界城市可以看成是众多的服务性公司实施其全球位置决策的聚合作用结果。其下各种子公司、分部构成的“公司塔”，正是网络中的节点。与城市相关的信息、知识、思想、人员、指令，正是通过这些节点流动的。
在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其联系性的强弱程度决定了不同城市的地位与职能。联系性较弱的城市，会在其所在地区形成区域性的地位与职能；联系性较强的城市，会超出其所在地区形成全球性的地位与职能。例如在早前的相关研究中，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欧洲城市的空间分布的分析(Taylor和Hoyler,2000)，发现英国城市对全球化的反应方式是相似的，但伦敦例外。伦敦作为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联系最紧密的城市之一，它具有不同于其他英国城市的特征，表现为“非英国”(实际上是“非欧洲化”)的地位与职能。
根据城市的联系性强弱程度来排列，整个世界城市网络体系就是一个“金字塔”形状。大量处于网络体系底层的城市，只具有地区性职能；相当一部分处于网络体系中层的城市，具有区域性职能；少数处于网络体系顶层的城市，则有着全球性的职能。(图1)
尽管对世界城市外延边界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处于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不同位置的城市具有不同的职能，但世界城市发展的内在趋势则是一致的。也就是，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将不断增强全球与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联系，城市间各种要素流动的迅速增加使得全球各城市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全球流动的增长使城市中全球势力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并涌现出若干在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城市。为此，我们对21世纪世界城市发展趋势做了预测性分析，前瞻性地揭示了世界城市发展中的若干共性内容。
三、世界城市的发展之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城市是在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级形态。因此，考察世界城市的发展，首先要置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之中，使其具有历史演进的延续性。对于世界城市发展之路的探索，必须研究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及外部环境条件对其影响。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及研究思路。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城市竞争力联系在一起，视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为促进世界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强调走“城市积累”之路。大约12年前，Harver就观察到全球化的冲击、城市间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和一些具有竞争力城市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正是因为城市间竞争及城市经营大大拓展了发达国家各种新型的城市发展空间，这导致了一系列科学公园、现代化中心、世界贸易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和有后现代设施的大型购物中心等的产生(David Harver，2000)。
Deas和Giordano强调了城市竞争力的根源就是“呈现在每个地理意义单元上的最初的资产存货”。作为这个理论的结果，就是各个公司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资产实力。Krugman从宏观经济角度阐述了城市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城市的成功就是在本地范围内的储蓄聚集(Boddy 1999)。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其实践往往是通过利用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本土化资源，将其重新创造为一个知识丰富并拥有不同文化流向的新型城市。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提高国际化程度联系在一起，强调走“城市流动”之路。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与它作为国际城市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Kresl，1995)。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与网络系统中的其他城市相连，它也可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正如一个城市没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它也会被连接到国际网络系统中。Kresl(1995)解释了为什么不用提高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它也会在竞争能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这些学者强调，世界城市之所以要突出其外部联系与流动，是因为世界城市作为全球经济中一个节点，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重要性是由它的连通性来体现的。从这一角度讲，一个城市只有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认为，前一种观点或多或少代表了早期世界城市发展路径，更多地反映了工业化时期传统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后一种观点更多体现了现代世界城市发展路径，反映了顺应全球化与信息化要求的新型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当然，迈向世界城市离不开提升城市竞争力，特别对于后起发展的城市来讲，提升城市竞争力是其迈向世界城市的基础。即便如此，后起发展城市也要看到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新变化，通过城市流动以及与全球建立广泛联系来提升其城市竞争力，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走出厂条新型的世界城市发展道路。
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除了其内在动力机制或作用机制外，外部环境条件对其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或导致一个城市迈向世界城市的路径选择。
最后要提及的一点是，世界城市发展之路，不仅要从城市的兴起过程来研究，而且也要从其衰落来考察。东京曾经被看做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世界城市。然而现在尽管经济活动规模依然庞大，但就其全球城市中的等级地位来说，正在走向没落。因此，很有必要对东京这一衰落中的世界城市进行考察与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四、我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如何行动的理论思考
由于世界城市已成为信息、文化产品和资金流动的控制中心，信息、文化产品和资金流动共同维持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世界城市为全球和当地之间提供一个界面，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组织机制上的，它的作用是把国家和省内的资源引进全球经济中，同时把世界资源引到本国和本省内(Knox P．L.,2002)。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里，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有必要不断融入到全球经济的浪潮中去。一些城市在全球化中，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定位：它们的目标是成为像目前很少有的世界城市(参看Sassen，2001)。在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的背景下，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自然要向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
国际经验表明，在培育与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有意识地构建和形成高级劳动力国际流动模式。因为世界城市的合作性质意味着像伦敦、纽约、新加坡和东京这样的城市都会吸纳全球经济中熟练的国际劳动移民(Beaverstock，1994；Beaverstock和Smith，1996；Findlay et s1．1996；Hamnett，1995；Sassen，1994)。熟练国际劳动力在跨国公司(TNCs)办公网络中的集中与流动，对发挥世界城市的首要功能，特别是先进的服务行业有积极促进作用(Beaverstock，1996a；Sassen，1998，1994a)。在目前情况下，熟练国际劳动力的移入，不仅是世界城市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重构以及使世界城市原有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重要因素(Beaverstoek，1994)。休斯顿、德克萨斯、旧金山等城市拥有大量的国外出生的移民，这清楚地表明美国经济和当地城市经济正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密不可分。
为了吸纳国际熟练劳动力，必须构建国际金融体系的空间组织以及大力发展与此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广告、管理咨询等)。伦敦、纽约、香港和东京是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Reed，1981，1983；Thrift，1987)。这些城市都通过高度集中的外国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关联服务业来支持其金融市场，从而高级劳动力的流动会高度集中于这些城市之间(Beaverstock，1994，1996)。因此，国际熟练劳动移民是一个世界城市服务生产达到全球化能力的重要表现。同时，“跨国精英是世界城市中的主导阶层，这个城市为了满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需要而安排……”(弗里德曼和Wolff，1982)。
我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其主要措施就是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化程度，包括吸纳国际熟练劳动力及移民。我们应抓住机遇，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跨国公司的R&D投资，积极创建国际产业研发基地，以提升其城市创新能力，成为具有创新竞争力的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的培育与发展，不仅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还有多元的综合性建设。因此，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考察城市魅力问题。世界城市魅力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凭借城市综合竞争力产生强劲影响力；城市的独特优势及发展潜力增强城市吸引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营造浓郁亲和力；城市辉煌的未来前景深具发展想象力。而巨大的想象力又提升了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强城市的亲和力。在如此良性循环中，不断完善和增强城市的魅力。
在世界城市培育与建设中，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城市的全面发展上，而且更要充分细致地考虑都市—区域关系，以及与内、外资源的竞争合作关系。因为世界城市发展中的等级化趋势与区域化趋势是相互影响的：全球化过程体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少数几个核心性质的全球化区域。例如在PKidmnn(1986)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其等级化趋势的区域性体现在三大地区，即亚洲的太平洋区域、北美和西欧。因此，世界城市的培育与建设要放到一个区域范围来考虑，融入到周边的城市群之中。例如，上海建设世界城市就必须从长江三角洲发展的视野来考虑，融入长三角的城市群中去，通过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来提升自身的地位。
五、世界城市的发展之路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世界城市是在城市化及城市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级形态。因此，考察世界城市的发展，首先要置于城市化的历史过程之中，使其具有历史演进的延续性。对于世界城市发展之路的探索，必须研究其内在的动力机制及外部环境条件对其影响。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及研究思路。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城市竞争力联系在一起，视城市竞争力的提高为促進世界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强调走“城市积累”之路。大约12年前，Harver就观察到全球化的冲击、城市间竞争所带来的影响和一些具有竞争力城市的发展前景。他认为，正是因为城市间竞争及城市经营大大拓展了发达国家各种新型的城市发展空间，这导致了一系列科学公园、现代化中心、世界贸易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和有后现代设施的大型购物中心等的产生(David Harver，2000)。
Deas和Giordano强调了城市竞争力的根源就是“呈现在每个地理意义单元上的最初的资产存货”。作为这个理论的结果，就是各个公司不断的增加自己的资产实力。Krugman从宏观经济角度阐述了城市竞争力的概念。他认为，城市的成功就是在本地范围内的储蓄聚集(Boddy 1999)。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其实践往往是通过利用这个城市所拥有的本土化资源，将其重新创造为一个知识丰富并拥有不同文化流向的新型城市。
另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世界城市发展与提高国际化程度联系在一起，强调走“城市流动”之路。在这种观点看来，“一个城市的国际竞争力与它作为国际城市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Kresl，1995)。也就是说，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与网络系统中的其他城市相连，它也可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正如一个城市没有很强的竞争能力，它也会被连接到国际网络系统中。Kresl(1995)解释了为什么不用提高一个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它也会在竞争能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上有大幅度的提高。这些学者强调，世界城市之所以要突出其外部联系与流动，是因为世界城市作为全球经济中一个节点，其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重要性是由它的连通性来体现的。从这一角度讲，一个城市只有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认为，前一种观点或多或少代表了早期世界城市发展路径，更多地反映了工业化时期传统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后一种观点更多体现了现代世界城市发展路径，反映了顺应全球化与信息化要求的新型的世界城市发展模式。当然，迈向世界城市离不开提升城市竞争力，特别对于后起发展的城市来讲，提升城市竞争力是其迈向世界城市的基础。即便如此，后起发展城市也要看到全球化与信息化带来的新变化，通过城市流动以及与全球建立广泛联系来提升其城市竞争力，充分发挥其后发优势，走出厂条新型的世界城市发展道路。
在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除了其内在动力机制或作用机制外，外部环境条件对其影响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或导致一个城市迈向世界城市的路径选择。
最后要提及的一点是，世界城市发展之路，不仅要从城市的兴起过程来研究，而且也要从其衰落来考察。东京曾经被看做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世界城市。然而现在尽管经济活动规模依然庞大，但就其全球城市中的等级地位来说，正在走向没落。因此，很有必要对东京这一衰落中的世界城市进行考察与研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六、我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如何行动的理论思考
由于世界城市已成为信息、文化产品和资金流动的控制中心，信息、文化产品和资金流动共同维持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世界城市为全球和当地之间提供一个界面，包括经济的、文化的和组织机制上的，它的作用是把国家和省内的资源引进全球经济中，同时把世界资源引到本国和本省内(Knox P．L.,2002)。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的10年里，越来越多的城市意识到有必要不断融入到全球经济的浪潮中去。一些城市在全球化中，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定位：它们的目标是成为像目前很少有的世界城市(参看Sassen，2001)。在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的背景下，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自然要向世界城市的目标迈进。
国际经验表明，在培育与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有意识地构建和形成高级劳动力国际流动模式。因为世界城市的合作性质意味着像伦敦、纽约、新加坡和东京这样的城市都会吸纳全球经济中熟练的国际劳动移民(Beaverstock，1994；Beaverstock和Smith，1996；Findlay et s1．1996；Hamnett，1995；Sassen，1994)。熟练国际劳动力在跨国公司(TNCs)办公网络中的集中与流动，对发挥世界城市的首要功能，特别是先进的服务行业有积极促进作用(Beaverstock，1996a；Sassen，1998，1994a)。在目前情况下，熟练国际劳动力的移入，不仅是世界城市形成的重要原因，而且也是重构以及使世界城市原有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重要因素(Beaverstoek，1994)。休斯顿、德克萨斯、旧金山等城市拥有大量的国外出生的移民，这清楚地表明美国经济和当地城市经济正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密不可分。
为了吸纳国际熟练劳动力，必须构建国际金融体系的空间组织以及大力发展与此相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广告、管理咨询等)。伦敦、纽约、香港和东京是全球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Reed，1981，1983；Thrift，1987)。这些城市都通过高度集中的外国银行、证券公司和其他关联服务业来支持其金融市场，从而高级劳动力的流动会高度集中于这些城市之间(Beaverstock，1994，1996)。因此，国际熟练劳动移民是一个世界城市服务生产达到全球化能力的重要表现。同时，“跨国精英是世界城市中的主导阶层，这个城市为了满足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职业需要而安排……”(弗里德曼和Wolff，1982)。
我国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其主要措施就是对外开放，提高国际化程度，包括吸纳国际熟练劳动力及移民。我们应抓住机遇，积极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跨国公司的R&D投资，积极创建国际产业研发基地，以提升其城市创新能力，成为具有创新竞争力的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的培育与发展，不仅仅在经济建设方面，而且还有多元的综合性建设。因此，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考察城市魅力问题。世界城市魅力的产生是一个过程：凭借城市综合竞争力产生强劲影响力；城市的独特优势及发展潜力增强城市吸引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文化氛围营造浓郁亲和力；城市辉煌的未来前景深具发展想象力。而巨大的想象力又提升了城市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加强城市的亲和力。在如此良性循环中，不断完善和增强城市的魅力。
在世界城市培育与建设中，不仅要把注意力集中在该城市的全面发展上，而且更要充分细致地考虑都市—区域关系，以及与内、外资源的竞争合作关系。因为世界城市发展中的等级化趋势与区域化趋势是相互影响的：全球化过程体现出不平衡的特点，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少数几个核心性质的全球化区域。例如在PKidmnn(1986)的世界城市网络体系中，其等级化趋势的区域性体现在三大地区，即亚洲的太平洋区域、北美和西欧。因此，世界城市的培育与建设要放到一个区域范围来考虑，融入到周边的城市群之中。例如，上海建设世界城市就必须从长江三角洲发展的视野来考虑，融入长三角的城市群中去，通过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来提升自身的地位。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周振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