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及其启示

　　内容提要：本文根据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理论，比较了美国一墨西哥边境地区和欧洲部分地区在一体化进程中不同的发展效应，分析了效应差异的原因和形成机制，指出一体化对边境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确定的，影响一体化效应的因素十分复杂。并以云南边境地区存在的各种贸易障碍为例，指出只有采取多层次的系统整合措施才能消除众多的发展障碍，发挥一体化对边境地区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边境地区　一体化效应　贸易障碍

　　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Integration Effects in Border Regions)指边境地区在经济一体化进程中能改变其区位劣势，并创造出对外部市场的接近优势。这种优势在一体化政策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的作用下，将促进地方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于这种效应，传统的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都有所論及。区位理论认为，边界是市场障碍，它分割、扭曲了市场，对企业的市场潜力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企业倾向选择远离边界而更靠近国家地理中心的区位，这导致边境地区更加落后。而边界开放则能改变边境地区的经济地位，如贸易壁垒的消除和减少、靠近国外市场的低进入成本等使边境地区吸引力上升，吸引企业到边境地区发展。区位理论强调，作为国内外市场的结合部，边境在封闭经济中发展困难，而在开放和一体化经济中能够迅速发展。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一体化会影响运输成本，便利跨边境的要素流动，从而在国内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这两个层次上产生人口和生产要素的再配置。在封闭状态下，经济活动是内向的，国内市场十分重要；而在开放状态下，经济活动由内向转为外向，国外市场地位上升。因此经济一体化使边境地区从边缘位置转为中心位置，从而提高了市场接近性、市场潜力和市场规模，吸引企业和消费者流向边境地区。这推动了边境地区经济活动的聚集和经济中心的出现。该理论强调，一体化对边境的促进效应依赖于国际贸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贸易成本下降和要素流动性提高将促进一体化进程中边境地区的发展。然而欧美国家的实践证明，该效应的产生是不确定的和有条件的。

　　一、欧美国家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

　　按照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观点，一体化应该对欧美国家边境地区的发展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实践证明，明显的促进效应只在美国一墨西哥边境地区产生，而在欧洲却不明显。

　　(一)美—墨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

　　20世纪70—90年代的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对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

　　1.美国边境城市多数产业的就业增长迅速。例如圣第亚哥等四个边境城市的制造业平均就业增长率超过2.25%，而全美国平均为—0.20%，加州只是0.62%，德克萨斯州是1.38%；此外，整个服务业就业增长也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2.墨西哥的工业中心逐渐向美墨边境转移。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墨西哥工业化进程，使墨西哥城成为制造业中心。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美、墨实行贸易自由化以来，墨西哥的工业布局开始从墨西哥城向美一墨边境地区转移。到1990年，墨西哥85.6%的出口装配企业位于和美国交界的墨西哥州，墨西哥新的产业中心转移到与美国接壤的北部城市。在过去20年间，墨西哥边境城市的出口制造业和跨国装配企业迅速发展。除个别城市外，墨西哥边境城市装配企业的增加值和进口年均增长都超过5%，大部分元件都产自美国。

　　3.美一墨边境地区二方的制造业发展与另一方的就业增长有很强的关联效应，这种跨境垂直分工网络，使边境地区成为美国制造业愈来愈重要的地区。例如墨西哥边境城市出口增长10.0%，促进相邻的美国边境城市就业增长1.4%-1.8%，其中批发贸易就业增长2.1%—2.7%，零售贸易就业增长1.0%—1.8%，运输业就业增长1.7%-2.7%，制造业就业增长1.2%-2.1%。

　　(二)欧盟国家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

　　与美一墨边境地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比北美早，一体化程度也更高，但是一体化对边境地区的促进作用不如北美自由贸易区明显。

　　1.联邦德国的原西德和原东德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在统一以前，原西德边境地区的23个县、市长期以来都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补助，但除少数县、市外，大多数县、市的GDP增长率低于德国其他城市；原东德与西德相邻的21个边境县市中，北部的毛个县市以农业为主；南部有五个县市以汽车和电子产品制造业为主。统一以后，由于原东、西德之间的贸易障碍几乎完全消除，按照边境地区一体化效应理论，原东、西德边境地区应该得到迅速的发展。而实际情况是，原东、西德之间的区际贸易确有增长，但对边境地区的促进效应不够明显，且在东、西德边境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1990—2000年间，原西德边境地区除三个县市表现较好以外，其余县市的人均GDP增长率均低于德国其他城市，而失业率却高于其他地区。此外，该地区的制造业企业数和雇员人均收入也低于德国平均水平。同期，原东德的边境地区失业率有所下降，有四个县市的经济绩效好于德国东部平均水平，其中有两个县市是以汽车和制造业为主，其他两个县市则以农业为主”。由此可以看出，在原西德边境地区并未因统一而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原东德边境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总体上较统一以前好些，但以制造业为主的县市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增长效应。

　　2.德国和波兰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1991年波兰与欧盟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德国与波兰接壤的边境地区，不仅出口业绩低于德国东部的平均水平，而且也未成为吸引投资的地区。而波兰与德国接壤的边境地区的投资好于对面的德国边境地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德国与波兰的贸易有了较大增长，如2001年波兰34%的出口商品销往德国，24%的进口商品来自德国。而一体化的边境效应在德、波两国之间的差异仍然存在，如德国一侧边境地区的就业密度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波兰一侧的边境地区虽然就业密度也低于波兰全国平均水平，但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更靠近边境线的地区人均GDP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1个百分点。

　　3.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1990—1999年间，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文尼亚这5个争取加入欧盟的国家边境地区发展情况又与德国一波兰边境不同。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靠近欧盟的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与新成员国之间的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也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保加利亚、爱沙尼亚、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与非欧盟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好于全国平均水平；只有保加利亚靠近欧盟的边境地区和匈牙利、罗马尼亚部分边境地区的经济表现不够好。

　　二、对边境地区一体化效应差异的解析

　　一体化对成员国之间贸易增长的促进作用是确定的，但一体化对边境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却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美墨自由贸易区对美一墨边境两侧地区的促进效用都很明显，而欧盟的一体化政策对原东德一原西德边境地区和德国一波兰边境地区的促进作用不如美一墨边境地区明显，也不如中欧、东欧国家边境地区明显；一体化对同一边境两侧的促进作用也是不确定的。但是也要看到，从原东德一原西德边境地区和德国一波兰边境地区的不同发展绩效，以及中欧、东欧国家边境地区在加入欧盟后的发展情况看，存在着一体化推动发达经济体向相对欠发达经济体边境地区扩散能量的现象。

　　对于欧洲和北美出现的不同的边境地区一体化效应，欧美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希尔贝尔托和霍金布认为，1962年美国关税条件的改变有利于墨西哥自由输入为边境地区企业从事组装业务的零部件，并刺激了美国企业把一部分生产转到境外；同时，生产和投资全球化，使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加之1964年美国、墨西哥劳工计划的结束使美国企业只有靠近边境才能较好地利用墨西哥的劳动力资源。这种解释似乎说明了美一墨边境地区兴盛发展的原因，但无法说明为何一体化程度更高的欧洲国家之间的边境地区没有这种明显的促进效应。

　　汉森(Gordon H.Hanson)认为，美一墨边境地区企业的聚集证实，当贸易障碍在一体化进程中减少后，对国内产品的外部需求将会上升，从而刺激国内厂商迁移至接近外部市场的地方，如边境地区和港口城市。当企业开始向某个具体地区迁移时，自我强化机制将使整个产业中心发生转移，而生产出口商品的地区将会得到发展。但是，这里有三个疑问需要得到更多的解释：一是一体化进程中的优惠贸易政策是否都能够导致成员国家间贸易需求的增长；二是一体化是否必然促进成员国之间比较优势的发挥和跨边境垂直分工体系的建立；三是双边贸易增长是否必然导致双方企业向边境地区集中。第一个疑问在欧盟的一体化实践中得到了肯定回答。但是后两个疑问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尚未得到证实。欧盟一体化政策基本上统一了成员国的贸易、投资、劳工、税收、金融、财政等经济政策，阻碍贸易和投资的因素得到迄今为止最大程度的消除。按照汉森的贸易与企业区位论，欧盟的边境一体化效应应该比美一墨边境更显著。然而，这一假说与欧盟的实践结果不完全符合。这说明了美一墨边境地区的企业聚集还有其他原因，也说明了边境地区能否吸引国内外企业的投资，有其特定的要求，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家间的经济一体化政策。

　　对于欧盟边境地区一体化效应的特殊现象，德国区域经济学家布鲁克(J.Broeker)认为，边界确实具有贸易障碍效果，但是不同地区的障碍强度不同。许多欧洲学者认为，除了关税和贸易政策外，消费者对国内产品的偏好、国家货币的差别等也是障碍。既使在完全一体化状态下，由于消费偏好等对贸易的障碍，一体化政策也很难完全消除对贸易的抑制。对于德国一波兰边境德方一侧在一体化进程中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的原因，巴亚克和海默德(Badak and Heimold)认为，主要是转型过程造成的经济变动和基础设施不足的缘故；海默德认为，既使在边界障碍消除以后，地理区位的劣势仍将存在；对于德国—波兰边界波兰一侧边境地区相对较好的发展状况，巴亚克和海默德认为主要是由边界开放引发的区域间对投资的竞争所促进。而桑德和施密特(Sander and Schmidt)认为，德国边境地区至今未意识到一体化进程所带来的发展潜力，边境地区的优势被许多不足所抵消。对于中、东欧国家边境地区在一体化后表现出相对较好的发展状态，尤利亚(Traistar lulia)、彼特(Nijamp Peter)和西蒙雷塔(Longhi Simonetta)认为，当地的要素禀赋和靠近产业中心的区位，为追求规模经济的企业布局创造了条件。

　　以上解释从不同的侧面指出了影响边境地区一体化效应的因素，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按照海默德的边境地区区位劣势论，怎么解释美一墨境地区在存在区位劣势的情况下却获得了如此令人羡慕的发展；而原西德与原东德相邻地区，长期得到政府的补助，也不存在转型问题，为何在统一以后其经济状况依然不令人满意?德国一波兰边境的德国一侧为何也不如波兰一侧发展得好?我们认为，北美和欧洲学者似乎忽视了墨西哥北部边境地区兴起的一个更细致的原因。事实上，美国与墨西哥的经济一体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当时，墨西哥为解决长期国际收支逆差问题，在一些特区和特定部门采取了经济自由化措施，如实行边境工业化计划，使边境地区成为加工出口产品的自由贸易区。为分享发展实惠，墨西哥边疆州又制定了大量有利于贸易和外资进入的开放政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边境地区工业化计划的实施和边境地区贸易的发展。墨西哥早期的边境工业化计划，发挥了-国家与地方两个层次的积极性和各自的优势，有效改善了北部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提高了边境地区产业配套能力，增强了地方经济主体之间和经济主体与政府部门、境内外贸易机构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培养了地方行政部门组织经济和社会活动的能力，改善了边境地区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这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墨西哥北部边境地区吸收美国制造企业的跨边境装配业务和建立垂直分工体系奠定了基础，创造了必要条件。而这些基础和条件并不是美墨自由贸易协定所赋予的。

　　三、对我国边境地区发展的启示

　　从北美和欧洲国家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及其地区差异现象可以看出，一体化进程将消除关税和贸易、投资限制，扩大边界开放，使边境地区从过去的边缘位置转变为一体化市场的中心位置，从而提高边境地区的市场接近性，扩大可入市场的范围和规模，并降低进入邻国市场的成本。这为边境地区从封闭转向开放和从市场边缘区位转向市场中心区位，从而吸引消费者和企业向边境流动，以及提高其市场潜力创造了一定的条件。但是，影响生产要素向边境地区流动的因素是复杂的，空间区位只是众多因素中的一个。区域一体化对边境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一体化对边境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确定。这种不确定性的原因在于经济活动向边境地区的聚集依赖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质量，而构成这种社会经济环境的因素是复杂的。因此，欧洲和北美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对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我国边境地区的发展有如下启示。

　　(一)区域一体化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既是机遇更是挑战

　　区域一体化为边境地区的发展创造的独特优势——与外部市场地理空间的高度接近和要素跨国流动障碍的减少的良好结合，是非边境地区所不具备的。这种优势代表了发展潜力和机遇。但一体化既能促进国家间贸易和要素的流动，也会造成生产区位的改换和新的生产中心的出现。具有良好的区位和发展条件的边境地区的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有可能得到促进，并成为新的经济中心；社会经济条件不好的边境地区，可能无法吸引生产要素，从而更加边缘化。而过去的一些生产区和工业基地可能因为企业外迁或新企业选择靠近外部市场的地区而使其市场潜力和投资受到削弱。北美和欧洲的例子说明，一体化使一些边境地区得到发展，也使一些地区陷入更大的困境。许多欧洲国家的边境地区虽因一体化而转变了其在市场区位中的空间位置，但在经济上仍是边缘区。这与当地政府、企业和其他主体如何认识一体化效应、是否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地方社会经济系统中的障碍有密切的关系。

　　(二)需要深化对边境地区投资和贸易活动障碍的认识

　　一体化政策难以完全消除贸易和投资障碍。存在于国内和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各种影响要素流动的因素相互关联，构成除区位条件以外的更复杂的发展障碍。笔者对云南省11个国家级口岸县、市的调查和对河口口岸县的重点研究显示，阻碍经济活动向边境地区集中的障碍有以下几个方面：(1)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足对货物贸易流形成障碍。公路、铁路、仓储设施等的不足，使大量进出口货物改向沿海港口进出，或难以在陆地边境口岸加工。(2)金融服务和信息服务落后对交易形成障碍。边境县、市商业银行贷款权限很小，银行对中小贸易经营者的贷款歧视，以及当地融资渠道单一等，导致边境地区信贷困难。由于业务限制或者职员素质的局限，基层银行难以开展国际结算业务，导致进出口交易的外汇结算困难。邮政、通讯服务落后对信息和交易单据传递也形成了很大的障碍。(3)语言和文化对人员交流、分工合作和信息传递的障碍。边境地区普遍缺乏外语、经济和法律人才，影响经济活动的展开和产业分工合作。(4)口岸管理的内部不协调和外部不协调，对人员、货物、运输车辆正常的跨境往来形成障碍。(5)国家贸易和外汇政策对国内企业外贸结算货币的选择性规定对边境贸易的障碍。只有用外币结算的出口交易才能退税的政策?使边境地区大量使用人民币结算的出口货物无法享受出口退税政策，以至于从2003年10月开始执行的中泰两国200种农副产品零关税贸易政策，并未促进云南边境地区农副产品对泰国的出口。(6)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不规范以及地方利益形成对企业跨地区产业分工和布局的障碍。(7)国家对境外投资某些不合理的管理规定对国内企业的跨国区位选择也形成了障碍。

　　上述诸方面的投资和贸易障碍，反映了国家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政治与经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四个不同层面的复杂因素在共同影响着边境地区的创业和发展。消除这些障碍，需要这四个层面共同配合，形成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的系统之间的协同，使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在一体化进程中得到重新整合，适应边境开放和地区发展的需要。

　　(三)实施网络发展战略、以边境出口加工区建设促进跨国产业分工和合作

　　通过系统整合消除众多的贸易和投资障碍，是边境地区发挥优势和借自由贸易区建设之机发展的关键措施之一。各个层面以正式或非正式的方式建立有效的沟通、合作机制，形成良好的合作网络，确保信息和资源在网络中有效传递和保持畅通，使合作网络具有良好的动态能力。这种合作网络还需适应一体化进程和跨国经济合作的需要，向外部开放，通过国家间和边境地区之间的跨境合作项目，如共同进行边境区域和城市规划，开展商务人员交流和语言培训，互派留学生，建立边境地区商会和经济部门间的会晤和协商机制，开放边境运输和劳动力市场，共同开发边境地区的自然资源，共同制订口岸管理部门便利边境地区要素流动一致的管理措施、政策和标准，共同打击跨境犯罪等，将周边国家边境地区的各种相关机构、经济主体联接起来，使网络边界得以拓展，吸收更多的网络资源，建立起开放的跨区域、跨境和跨国合作网络，在更高层次上实现经济和贸易一体化，从而使边境地区具有良好的利用全球资源发展地方经济的能力。

　　中、东欧国家边境地区和美一墨边境地区的发展说明，一体化要对边境地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一要靠接近大市场，二要靠当地的要素禀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使中国部分边境地区更加接近东南亚市场。但自由贸易区对不同地区要素禀赋的影响取决于当地社会经济系统的开放水平和与环境的资源交换能力。要素禀赋具有动态性质，体现为当地社会经济系统各相关要素的协调配合和吸收外部资源的能力。世界各国和我国的实践证明，出口加工区是一个为企业营造创新发展氛围、具有良好动态能力的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可以改善当地要素禀赋结构的系统。由于特殊的支持政策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出口加工区的系统结构和功能较当地传统的社会经济系统有很大改进，因此是当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创新，更是创新的环境。对于长期处于落后和边缘地位的边境地区而言，以出口加工区来创新当地环境，进而营造创新环境，对于其吸引国内外的出口生产企业和服务企业，参与跨国产业分工和合作，建立开放的联接各种主体的合作网络尤其重要。因此，国家应作为一项区域开发政策，支持有条件的西南各省边境地区建立面向东盟或东亚市场的出口加工区，以此带动和促进边境地区实施网络战略和跨境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