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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部崛起战略的由来
“中部崛起”战略，最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我省夏振坤、张培刚等专家学者提出来的。
80年代上半期，我国主要流行的是梯度理论，其背景是东部沿海开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即东部通过国际引进等，创建更先进的生产体系，同时将落后的生产设备转移给中部；中部引进东部的生产设备后，再将自身落后的生产设备转移到西部等。这一理论意味着建国以来经济实力位置靠前的湖北省和历来的工业重镇武汉会在国家的区域政策中被边缘化。80年代中后期，学界提出了国际大循环理论，其背景是东部的进一步发展，已经面临着与中、西部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的激烈矛盾。即东部的发展应当主要着眼于国际市场的竞争，应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个理论一经提出，便立即转化为中央决策。中部地区在全国的发展大局 进一步被边缘化。这种情况引起了中部一些省份党委、政府和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1987年5月27日湖北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召开战略座谈会，在会上夏振坤就湖北经济发展的外部态势、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中的指导思想、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夏振坤当时讲，我省虽然是“承东联西、南北对流”的结合部，却面临着“东西夹击、南北离异”的严重挑战。他提出：湖北要借东部的实力，学西部的劲头，步南方的开放，争北方的能源，采取东引西进、南联北合的策略，形成中部崛起的态势，否则湖北将会沦为“山间盆地”。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1988年在青岛讨论经济发展的会议上，提出了“牛肚子”理论，后又叫做“中部崛起”理论。他认为，中国这么大，沿海开放城市就像鼻子，广大中部地区就像牛肚子。现在这只大牯牛现在有点身陷泥潭，拉它的头、扯它的尾、搬动它的腿固然重要，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起它的腹部，否则它是无法站立起来。它一旦站立起来，什么“小龙”、“小狮”、“小虎”，都不是它的对手。1988年12月25日，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关广富同志在湖北省第五次党代会上的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很强的竞争性，摆在湖北面前的选择，或者是激流勇进，奋力在中部崛起；或者是无所作为，沦为中间谷地。湖北没有其他选择，只有奋力拼搏，实现中部崛起。“中部崛起”战略提出来之后，鼓舞了全省人民的斗志，在湖北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显示了很强的号召力和推动作用，对周边省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1992年，中央又作出浦东开发的战略决策。如果说，沿海开放战略和国际大循环理论带来了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崛起，那么，浦东开发战略带来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兴起。而在此期间，中部地区GDP占全国的比重逐渐下降，与东部的差距急剧扩大，其差额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5.1︰1扩大到90年代后期的26.5︰1；人均GDP的差额已从4.3︰1扩大到22.5︰1。1999年，中央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性决策，其背景是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拉大、引发的问题，以及缩小差距的努力所能带来的收益前景等。即“抓住世纪之交历史机遇”，“有目标、分阶段地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2002年，中部六省（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每平方公里土地创造的GDP仅是长江三角洲的1／8、珠江三角洲的1／10左右；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464元，是长三角的1／4、珠三角的1／6左右。同时，西部在优惠政策的扶持下，发展步伐迅速加快。2001年西部地区GDP增幅高达8.5%，高于全国7.4%的增长速度。中部“凹陷”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中部省份普遍感到了空前的压力。继湖北之后，2001年11月，江西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也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而后，河南也提出了“中原崛起”战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再次作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性决策，其背景是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状以及我国重化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即有必要把振兴东北“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这是中国“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中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到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呈三大特征：一是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快于中部地区；二是第三产业与出口贸易是使东部继续保持强劲增长；三是国债投资与旅游业拉动西部经济快跑。2002年经济增长最快的前10个省区市中，有6个是东部地区，有3个是西部地区，而中部仅1个省（山西）。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被列为国策之后，东北增速在2003年开始反超中部地区。中部地区被进一步边缘化，在国家区域政策中降到了谷底。中部地区既面临改革开放后与东部形成的开放落差，又要面对西部开发与东北振兴可能带来的投资落差。在全国东中西大格局中，我们所期盼的“抓两头、带中间”和“东西互动、拉动中部”的构想，因中部地区负担太重，迟滞已久，“带”和“拉”的作用至今甚小。这正如张培刚先生早在1988年所预言的：对中国这只大牯牛，拉头扯尾各种手段都用上了，但还是没有站起来，关键是没有托起它的腹部。我们不幸被张老言中。
在此背景下，中部崛起呼声越来越高，终于引起了高层重视。今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似春风般地吹醒了沉寂已久的中部地区。报告谈到2004年工作任务时指出，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家支持中部地区发挥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加强现代农业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建设，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此后，湖南、安徽等省纷纷制订和落实“中部崛起”战略。“中部崛起”走过了17年历程，由湖北一省的战略扩展到几省的战略，由地区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
二、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意义
（一）中部崛起战略有利于扭转“中部凹陷”的局面
如果说当初湖北提出“中部崛起”只是一个局部战略，现在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则是一个大目标。
国家每提出一个大的发展战略，中部地区都会跟着欣喜一阵。如当初提出沿海战略时，中部地区认为会乘着“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东风扬帆出海；90年代初提出开发浦东时，认为我们长江中游作为“龙身”会随着“龙头”上海一起腾飞；90年代末期提出西部大开发时，认为我们紧邻西部可以搭乘优惠政策的“便车”；十六大将“振兴东北”列为国策之后，又从“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等”字之中看到希望。殊不知，国家的政策和战略提出总是有针对性的，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没有专门针对中部地区的，中部地区想受益也所得不多。国家在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是不平衡发展战略，中部地区在这种不平衡战略中越来越失衡。这种失衡主要是战略造成的，必须靠战略来矫正。因此，国家实施“中部崛起”战略有其必然性。
（二）中部崛起直接关联着现有的三个增长极的可持续发展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是我国经济增长公认的三个增长极。其中，长江三角洲与中部地区紧密相连，其能源、原材料相当一部分靠中部地区提供，与长江中游地区更是一水相连；珠江三角洲地域相对狭小，正在建设的“泛珠江三角洲”已将不少中西部省份纳入其中；环渤海经济圈是京畿之所，中部地区为其提供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和农副产品，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建设，中部地区又成了京津水源地，由此环渤海地区的油、气、水等战略资源更加受中部地区控制。随着市场机制作用的日益增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经济圈对中部地区的依赖日益加深。中部地区发展不起来，将直接拖累东部地区的发展。因此，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有利于加快中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东部地区提供广阔而稳定的原料地和市场区，这也对改变东部地区过分依赖出口和外商投资的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三）中部崛起战略有利于在中西部地区培育第四增长极
在整个中国经济版图中，亟需中西部地区出现一个增长极。现有的三大增长极，都分布在沿海地区。尽管有人提出了以沈阳为中心的辽中南经济圈为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观点，但这一极与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环渤海经济区是重合或交叉的。而且，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整个东北地区（或称东三省）都属于东部地区，把东北或者东北部分地区划为中部地区的范畴是很不科学的，这也违反“中国最东的陆地就在东北”的常识。“东北振兴”战略并不能解决中部地区的问题，它实质上是东部开发开放的“续集”，它的实施使东部地区将成为一个完整的发达板块，并且使与中部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在东部地区（包括东北）再布置一个国家级增长极“边际效用”很小，因为东北三省实力远小于中部六省，且位于边陲，并受环渤海经济圈的挤压，缺乏腹地，对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带动作用极其有限。而在中西部地区建设“第四极”作用极其巨大，将起到“四两拨千斤”、“举一纲而万目张”的效果。因此，“第四极”置在中部的作用远大于置在东北的意义。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正当其时，十分有利于在中部地区培育一个国家级的增长极，以带动整个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四）中部能否崛起直接检验着科学发展观能否落实，直接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要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这是对建国以来特别改革开放以来我党领导经济建设反思和执政经验总结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而中部能否崛起直接检验着科学发展观能否落实，直接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
1、科学发展观要求从过分突出发展的物质成果的增加、特别是GDP总量的增加，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全面降低发展成本、减少发展代价，特别是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生态环境成本。而中部地区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正具备这样的优势和条件。中部位于东部、西部和东北的地理核心，九省通衢，因此经济的沟通、辐射和互动的能力强。中部是较丰富的综合经济体，既有矿产资源、特别是洁净的水电资源，也有生态农业、环保节能工业、绿色产品和高新技术业等，还有较雄厚的科技研发力量，只需稍加扶持，即能获得极大收益。中部地区的发展，是最兼具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效益的。
2、科学发展观要求从实际上存在的“以物为本”真正地转向以人为本，要求从过分突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大多数人分享发展成果，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化程度。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从根本上恢复并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的本来面目。中部地区人口众多，收入水平低，如2002年在全国31个省区市城镇居民收入中，中部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69元，比西部低183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排名前10位的省区市中，东部8个，西部2个，而中部却一个没有。因此，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就必须在中部地区解决最突出的“人”的问题。
3、科学发展观要求从过分突出城市发展、城乡发展的相对隔离转向更加突出地注重农村发展。中部是中国“三农”问题最突出的区域，中部“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三农”问题就不可能解决。2001年，中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农村人口占五省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8.2%，是全国农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4756万，占全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59%；五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国水平而且负担沉重，2001年农业劳动力人均负担涉农税比西部高出21%，耕地亩均税负更分别高出西部、东部和东北三省11元、1.1元、14元。加上老粮棉基地财政挂帐的巨大包袱，中部五省农民苦、农村穷、财政弱的问题十分普遍。“三农”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主要的矛盾，中部问题是这个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能否解决中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是检验科学发展观是否落实的试金石；能否有效解决当前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直接考验着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
中部崛起战略与江湖三角洲
内容摘要：一、中部崛起战略的由来“中部崛起”战略，最早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我省夏振坤、张培刚等专家学者提出来的。80年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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