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化的几种模式借鉴

    城市化模式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变过程中的城市化发展状况及动力机制特征的总和。城市化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分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按其所处的经济体制，可分为市场型城市化和计划型城市化；按城市化发展水平，可分为发达型城市化和发展型城市化。从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水平关系来考察，世界城市化可分成四种模式，即：
　　
　　──同步城市化（Synchrourbanization）。这是指城市化的进程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水平趋于一致的城市化模式。这里的一致主要指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发达国家在城市化加速时期，这种相关性表现得相当明显。据测算，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率与城市化率曲线几乎是两条平行上升的曲线。应该指出的是，由于农村人口只有迁居到城市后，才能在城市就业，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是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大部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方式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方式、美国自由迁移方式和德国容克买办方式等，都具有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换的特征，但基本上属于同步城市化模式。

　　──过度城市化(Overurbanization)。又称超前城市化，是指城市化水平明显超过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主要是推力作用大于拉力作用），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达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滞后城市化（Under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化模式。滞后的原因主要是政府为了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这是一种违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城市化模式。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就是这种城市化的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呈低水平上的相适应。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城市化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城市化模式。所谓“逆”并不是指城市人口的农村化，更不是指城市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农村化，而是指城市市区人口向郊区迁移，大城市人口向卫星城迁移的倾向。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有：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如美国除洛杉矶以外的12个最大城市的市区人口，在1950-1971年间，城市市区人口从2625.3万下降到2552.4万，郊区及卫星城人口则从1463.5万增加到1714.7万。实际上，逆城市化不是城市化的反向运动，而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更高层次的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