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胜利的基本经验

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围堵截，党和红军处于危难情况下进行的一场旷世远征。要取得长征的胜利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核心。但是实现党的团结统一不是无原则的，它是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长征中，党中央为实现党在正确路线基础上的团结统一作了不懈的努力。

长征初期，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挥下，红军遭受了大挫折。长征刚走了十分之一的路，突破四道封锁线，就损失了大半。党和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解决军事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就是最大的大局。遵义会议在解决这个问题上是十分成功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在会上正确总结了红军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遭受挫折的教训，与博古的错误主张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赢得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实现了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对长征胜利至关重要的党的军事战略的转变。在组织处理上结束了博古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央的统治，形成了以张闻天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对全党的领导。但在人的处理上，党中央一改“左”倾中央以路线划线，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或本来是正确的但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宗派主义做法。在坚持正确路线的前提下，对犯了错误的同志采取团结的方针，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对博古，尽管他犯了了那么大的错误，也没有把他一捋到底，仍保留在政治局常委会内，参与中央决策。对在会上明确反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的凯丰也没有撤职，仍当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博古、凯丰虽然对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不大理解，有所保留，但能够服从多数，拥护中央的决议，在实际行动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这样遵义会议不仅实现了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而且实现了党中央在正确路线下的空前的团结统一。这对夺取红军长征胜利，乃至在日后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斗争中取得胜利都是非常重要的。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后，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本来两军会合后，力量壮大了，实行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将会胜利结束长征，保存较多的革命力量。但是在大好形势下，党内却发生了张国焘坚持南下方针，分裂党和红军的事件。能否正确处理这一重大事件，坚持北上方针，维护党和红军的统一团结，关系到长征的成败，关系到党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兴衰。这对党是一个十分严峻的考验。

首先党中央的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是在对全国政治形势、国共军事斗争的形势、及中国西部及西北部的经济、政治、民族和地理状况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确定的，是符合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大形势，适合党和红军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正确决策。党中央为了实现北上方针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935年7－8月间，当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个人野心极度膨胀，以不解决组织问题就不能北上顺利灭敌相要挟，明目张胆地向中央伸手要权时，党中央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率军北上，做了让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并把四方面军的6位领导干部充实到中央委员会。1935年9月9日，在党中央率右路军历尽艰辛过了草地，北上道路已经打开的有利形势下，张国焘公然拒绝实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命令右路军南下，并声言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党中央经过再三争取，确认不可能争取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也不可能争取右路军全部共同北上后，作出单独率红一、三军团北上的决定。对中央的这一决策，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认为是“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共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历史如系事实的写照，应大书‘毛泽东分裂了中共和红军’。但中共的记载却说那次分裂应由我负责，这是颠倒是非的说法”。到底是谁颠倒是非?　这是长征史研究中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不能回避不说和含糊其词的。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原理是党的建设必须围绕政治路线来进行。评判长征路上这场争论的是非乃至分裂的责任，必须弄清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即北上方针是不是正确的，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否应当厉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若不是中央坚持北上方针，率红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就没有红一方面军长征的胜利，就不可能在1935年冬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涨的关键时刻到达陕北，走到时代的前列；就不可能及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推动从内战到抗战的转变；也就不可能在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中成为中流砥柱，发挥领导作用；当然也更不可能有1949年中国新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北上川陕甘的战略方针是两河口中央政治局会议制定的，并在毛儿盖会议再次的重申的。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坚持南下方针，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不执行中央决定，擅自命令右路军南下，在组织上也是错误的。事实证明了正是张国焘严重破坏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和统一。他应当对分裂负责。在对这场长征途中的严重争论的处理上，党中央坚信北上方针是正确的，不仅自己身体力行，实践了这一方针，而且从来没有放弃对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北上的争取工作。中央坚信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全党终究会集合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正是在党中央的坚持和卓有成效的争取下，才有1936年夏秋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和三军大会师，才取得了红军长征的彻底胜利。

党中央不仅正确处理了与张国焘在战略方针上的争论，而且成功地解决了张国焘在组织上另立中央这一十分棘手的问题。党中央单独北上后，并没有放弃对张国焘的争取，要求他执行中央的决议，率队北上。同时为了团结张国焘，在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后，决定暂不向全党公布。当会上多数同志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开除其党籍时，毛泽东不赞成。他认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斗争，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现在就作。因为它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干部，也关系到一方面军在他那里的干部的安全。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这就为在以后的岁月里继续争取张国焘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张国焘在南下途中，于10月5日在卓木雕召开会议，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央，公然犯了下了分裂党和红军的不可饶恕的罪行。12月5日，张国焘致电党中央，通告他已成立了中央，要求党中央“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而应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的名义与他的中央发生关系，并将这些组织报给他批准。党中央坚决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于1936年1月22日作出关于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其立即取消非法自立的中央，放弃反党立场，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同时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的决定。但在组织处理上，党中央还是留有余地，并没有把张国焘开除出党。之后，党中央委托从苏联回国的张浩，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出面做争取张国焘的工作。张浩按照中央的指示，不断地给张国焘打电报，做督促其放弃第二中央，率队北上的工作。与此同时，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等在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了解了中央和张国焘之间的分歧和争论后，明确表示赞同中央的北上方针，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为促成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实现党的统一，及促进红二、四方面军北上，起了重要作用。留在张国焘部的红一方面军朱德、刘伯承等许多干部，及红四方面军的许多干部也不赞成张国焘的做法。在各种力量的合力下，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正因为中央的方针是正确的，既坚持原则，在组织处理上又非常慎重，才成功地化解了党内分裂造成的危机，实现了红二、四方面军的北上和三大主力会师。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主力红军整装待发，准备奔赴民族解放的战场。

从长征中的这场斗争中，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第一、团结统一是党心所向。我们党从建立以来就有团结统一的传统，即使一时发生分裂，给党造成一定损害，但分裂不能长久。只有全党团结统一，才能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取得革命的胜利。

第二，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统一是有原则的，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基础上的。在求统一的问题上，应以是否有利于党的巩固和发展，是否有利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标准。

第三要正确地处理团结和斗争的关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开展必要的斗争。在斗争中要刚柔相济，既坚持原则，又耐心等待，说服教育。斗争的目的是达到新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