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根据一年新区工作的经验，提出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出动前的准备。应包括思想、组织、政策、军事和经济等等方面的准备。我们南进时就是缺乏准备，所以吃了很大的亏。在思想上，农民远离家乡，北方人到南方，都是极大的问题。而到新区（南方）后，又确实遇到许多困难，如吃大米，走山路，走小路，蚊虫多，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打山地战等等，都会影响到干部战士的情绪。所以出征前要向干部战士说清楚，反复说明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划清思想界限，反能巩固士气和信心。十纵就因为作了深入的动员，南进后部队一直是巩固的，情绪一直是好的。在组织上，要有足够数目的干部随军行动，这些干部都须经过任务、政策和作风的训练。在军事上，要有适合于山地战的组织和装备以及山地战术的训练。 
在经济上，要使部队进入新区后不致马上发生供给困难而破坏政策和纪律。而新区的各项主要政策，尤须在干部中施行教育。 
第二，关于展开。进入新区之后，首先的任务是打胜仗，占地盘。两者分不开，但是有矛盾。要占地盘，不能不分散一部兵力乃至削弱一部主力，减少野战力量。但不占地盘就没有后方，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发动群众，就无法供应军需，就不能使敌分散，也就不好打仗，故分遣适当兵力，展开占地盘是非常重要的。中原曾不顾削弱主力兵团抽出很大兵力展开，建设军区、分区和县基干队，今天证明是成功的。对于展开，也应尽可能做到预有准备，大别山因无准备，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才展开完毕，江汉、桐柏两区吸取了大别山的经验，预先配好分区、地委、专署及县级党政军的一套机构和部队，故十天半月就大体完成了展开的任务。今后到新区，最好事先区分野战军和军区，每个军区为一单位，配齐军区、分区、县等三级党政军机构（包括部队），组成临时支队，一路展开，收效必快。而展开的部队除由野战军抽拨一部外，如有可能，最好能从老区抽调一批地方武装和民兵充任，以免过于削弱野战力量。 
第三，关于作战。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敌情而定，但对在新区作战的困难应有足够的估计。在进入初期，特别要掌握住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我军主力不可轻率作战，因为如果受挫，极易陷于被动，小则大批减员，大则被迫离开。最好采取宽大机动，寻歼弱敌，既可因胜利而巩固信心，又可逐渐熟悉地形及其作战条件而使上下增加把握。一俟敌情地形熟悉，军区及地方工作铺开，伤兵有地方放，再进行一些较大规模的歼灭战，比较稳当。但这不是说在初期有把握的大歼灭战也不打，更不是说要采取避战的方针，如果这样也会把士气弄得很坏，当然是错误的。特别在困难时候，尤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气焰压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士气，大别山去年九月间就有这个经验。作战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分遣与集中的运用问题。我们区分野战与军区两套的办法，以野战军集中打大仗，以军区部队分遣占地盘，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这就解决了一个主要的分遣与集中的问题。敌人对我，在我大军压境时，采取放弃一切次要城市据点，免被歼灭的办法，接着调集军队，其兵力大于我时，则实行围攻，无胜利把握时，则实行盯梢，使我无喘息余地。所以我野战军也要善于分遣、集结（在山地就食也有时不能不分遣），分遣以分散敌人，造成敌之弱点，而后适时集结歼其一部。其要点则在明了分遣是为的集中歼敌，故分遣时要计算到比较利于集中的条件。我们常常也可以主力监视敌人，而以一部出敌不意，寻求良好战机，如襄樊作战即其一例。军区部队的运用，也有分遣、集结问题。在展开时，我们多数地区是采取比较彻底的分散掩护地方工作的办法。而桐柏三分区则从两个团中分散小部掩护地方工作，集中一个多团积极歼击反动武装，结果胜利最多，士气民气最好，发展最大。这种方式比较妥善，即在初期应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之军事力量为原则。到新区（山地）的装备特别是轻炮的预为准备和调剂，也属必要。 
第四，关于供应。这是在新区首先接触的最大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在毫无工作基础的条件下供应大军，无论内战或抗战时期均无此种经验。在中原曾采用打土豪分浮财用粮食折菜金的办法，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混乱，证明不能再用。今后不打土豪，许多东西要拿钱买，例如没有布条打草鞋，没有废纸用作办公等等，开支势必浩大，如无妥善办法，不可避免地要形成混乱。必要的办法是：（１）带一部分现洋，以半年为期，每月以每人两元计算，可解决菜金、黄烟及草鞋。（２）准备一种军用流通券，随军发行，随军兑换。其缺点是币价无法固定，小商人吃亏，好处是可以应急，在困难时不致过于混乱。发行办法则应作精密研究，票纸印刷避免粗糙。（３）维持城市税收，照旧章程驻一天收一天税，同时适当地向商会筹款。（４）乡村派款。（５）粮食在不能实行合理负担以前采取征借办法，可以利用保甲征借。但保甲对我必取应付态度，故我应有比较健全的粮食机关随军工作。一俟局面打开，即应实行公粮制度。（６）缴获粮款全部归公，可以解决一些问题。（７）因此，随军的行政机构必须健全，可用战地行政委员会名称，全盘负责管理征借粮食，税收，筹款，接管城市，接收和处置缴获品，必要的没收，银行兑换所诸事宜，军队的供给部门亦归其管辖。战地行政委员会在纵队设分会，旅、团设办事处。必须准备大批干部做这项工作，新区局面打开之后，这批干部即成为财经建设的骨干。 
第五，关于社会政策。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指示的原则，中原局六月六日指示规定的执行办法，及以开封为范例的城市政策，是合用的。只要我们不“左”，慢慢地来，就不会出大毛病，就既能团结大多数反对美蒋，又能减少军队的困难。在新区必须经过一个军事时期然后才能进入巩固时期（这是大体的划分）。在军事时期，我们的策略步骤，对群众主要是政治解放，解除其切身痛苦，对敌人是政治打击，必要的没收也只能是政治的没收，斗争对象集中于最反动的部分。此时期应特别发挥政权的作用和加强宣传工作。政权随军的就是战地行政委员会，展开的就是各级临时的人民政府，一切事情用政权出面比由军队直接出面要好。我们到大别山时，人民对我们第一件要求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不搞滥”的本身，就是团结大多数的大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 
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可以广招徕，扩大新兵，招收一些知识青年加入我们的队伍。可以初步地建立小型秘密的群众组织和吸收个别的秘密党员或建立秘密党的小组。我们在抗战初期就是这样做的，收效极大。我们在大别山没有这样做，吃亏很大。一俟军事局面打开，就大体上进入巩固的阶段，工作重心即可放在实行合理负担及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双减，建立税收制度，组织农协，建设党，广泛办训练班等项工作上面。 
第六，关于武装。每到新区，务必以最大力量建立地方武装，这是我军扩大与补充的可靠来源，也是巩固占领区的重要力量。中原政策搞“左”了，但还能建立或扩大地方武装十二万人左右，如不搞“左”，数目必更大。但在建立时应不惜本钱抽调干部及若干部队以作骨干。民兵在群众未发动以前，则不宜建立。此外，部队到新区一定有一批无衣无食的失业贫民要参加军队，故应强调个别扩军的工作，多年以来，我们对这个工作都很生疏了。 
第七，关于干部。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中原现有干部，计华北调来的一万一千，华东调来的六千，军队抽出者万余，共约近三万，不过这批干部以村级为最多，质量不算高，如全用现职区以上干部，当可大大减少。同时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特别是财经干部太少，更感苦恼。按中原区需用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同时蒋区干部学生大批回乡，等候大军进入，也是一个大来源。 
以上只是提出我军进入新区的几个问题，作为参考。 

我们的对敌斗争五年来，我们同敌人在华北进行一天比一天尖锐、严重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人前进，实行正面进攻，在华北兵力较少，经验缺乏，更对我党我军估计不足，给了我们从对敌斗争中创立抗日根据地以非常优良的条件。此期我们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弱点，打开了局面。当华北中央大军南撒的时候，我党我军即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确定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是环绕在打开局面，创造根据地与求得大发展的任务之上。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一九三七年我们先以一部在同蒲路北段作战，如在阳明堡火烧飞机，随即全部沿正太线作战，如七亘村、黄崖底、广阳战斗，都是在敌侧背配合正面友军防御作战；只有在太原失守之后，才是本师单独作战，如在正太路粉碎敌人六路围攻。一九三八年进行了三次反“扫荡”作战，其中尤以敌人调兵会攻徐州之前九路围攻晋东南之被粉碎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于邯长大道的伏击作战，打退了黎涉沿线敌人，光复了长治地区，伸向道清路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同时于一九三七年末，即对冀南派出东进小支队，作侦察式的活动，一九三八年春夏正式进入冀南，形成了冀南根据地的局面；当徐州、武汉会战之际，我们组织了平汉线津浦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余次大破击，给了正面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在政治上，我们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打击了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爪牙，打坍了晋东南、冀南广大地区的维持会及为敌利用的封建组织，如会门、自卫团、联庄会等，建立了广大地区的抗日政府；消灭了六七万皇协军及伪化了的土匪会门等封建武装，普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发展了正规军数倍；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打击了敌人“招回流亡，恢复治安”的欺骗人民的诡计；游击队不断地在铁路两侧的活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护路计划。 
在经济上，我们尚无何种设施，亦未引起注意；敌人则有相当成就，但在广大乡村被我控制的条件之下，敌人未能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我们军事政治斗争的结果，把敌人束缚于点线之内。这是我们的大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敌人回师华北，实行“治安肃正”计划，华北斗争局面开始严重。此期我们的方针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十次反“扫荡”作战。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区进行了敌人打通邯长公路及我们收复邯长大道的斗争；一九四○年则由我们主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交通线斗争，以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其最大者为冀南全年的破击交通线斗争，五月白晋战役，特别是由八月二十日开始直至年底的百团大战，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一九四○年全年之激烈战争的结果，敌我双方均有相当的削弱，敌人伤亡较我更大(九与七之比）。 
在政治上，根据地日趋巩固。一九三九年我党我军仍有相当发展，群众有相当发动，抗日政权初具规模。而一九四○年夏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成立，在统一本战略区强化根据地建设上，特别在对敌斗争上，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阶段，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寇奸夹击的困难局面当中，一方面顽固派进行蛮横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另一方面敌人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积极配合顽固派向我们进攻。一九三九年冀南、太行、太岳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直至一九四○年初，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英明的直接领导，人民的拥护，以及军事斗争的胜利，才打开了局面，既巩固了根据地，又巩固了国内的团结，打击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 
在经济上，一九三九年我们仍然是忽视的，民生凋敝，军队供给极端困难，在敌占区只有需索而无工作，故征集资财亦无成绩，这是我们(主要是太行区)最穷困时期。一九四○年我们才开始注意经济问题，在根据地注意生产和节约民力，在敌占区反对“把敌占区变为殖民地”的观点(结果又形成了完全不到敌占区工作的偏向)，根据地民众才缓过气来。同时，一九三九年发行了冀南钞票，加强了经济斗争力量，军需才有了保障。但在此期间对敌经济斗争的成效，则甚为微弱。 
在反特务斗争上，我们只作了些防御工作，故敌人的特务政策仍有相当成就。 
此一阶段，在巩固根据地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成绩，但忽视了敌占区工作，虽曾屡次提出纠正，转变很少。一九三九年在敌占区的需索政策，给了敌占区人民以很坏的影响，大大损害了我们的政治声望；一九四○年的不到敌占区，没有挽救这个损失，这恰恰给了敌人以巩固占领区、扩大占领区的很大便利。而一九四○年讨逆战争后的冀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前后的晋东南，都产生了政策上“左”的错误，既损害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又帮助了敌人扩大其社会基础。一九四○年四月黎城会议，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正确的。但在部分问题上亦有其片面性的缺点和错误，如对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及敌占区工作重视不够，对游击战争的分量估计不够，过分强调了正规军，编并地方武装，结果更便利了敌人的前进和造成了我们的退缩。这一阶段斗争的结果，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开始建设根据地。但敌人亦有其相当的成就，这是与我们忽视了敌占区的政治工作和一些政策错误有关的。 
第三阶段，敌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我们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双方都走向深入，斗争进入空前尖锐化的阶段。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十九次大的反“扫荡”作战和五百一十五次反小“扫荡”与袭扰，两年作战达七千九百七十六次之多；我们于一九四一年初即强调了军区建设工作，纠正了对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的错误，县区基干队建立与逐渐健全了，不少正规兵团地方化了。人民武装主要是民兵的建设，打下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基础，两年来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能力，开始起了很大的作用。游击集团的组成上亦有进步。这些都大大地增强了保护根据地的力量。一九四一年开始注意向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各地对此了解较差，收效不大。一九四二年成立武装工作队，认真地注意了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提出与加强格子网内的斗争，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抗日政府的负担面在太行区有了相当的扩大；冀南则在根据地变质的条件下，顺利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太岳亦有不少成绩，并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山的局面。惟在某些区域，向敌占区发展的注意力仍嫌不够。 
在政治上，一九四○年底北方局指示了一套明确的政策，一九四一年成立了临时参议会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显著的进步；惟一九四一年对于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仍在忽视之列，所以民主建设等工作，还是架在云端之上而无确实的成就。对敌占区和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北方局提出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开始某些地区不懂得这个政策的进攻性，反变成了主动的退缩，帮助了敌人的蚕食，纠正后获得了不少的成功，冀南对伪军的工作成绩尤大。在反对敌人的蚕食斗争，反对敌人的特务政策，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等方面，一九四一年没有多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则各地都有大的进步。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在经济上，我们在一九四一年即已提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因在摸索之中，未获多少成就，冀钞对伪钞比值甚低，物价高涨即其一例。一九四二年则一改旧观，太行区不仅在根据地建设上有不少成绩，而且在对敌占区经济斗争上，也创造出一些经验，获得了初步的较大的胜利。不过冀南、太岳在经济斗争上仍然无力，敌人收获亦大，应加注意。此问题将有专门报告，勿庸多述。 
在反特务斗争上，一九四一年前，对敌人破坏根据地千奇百怪的特务活动警惕不够?直至黎城离卦道暴动、柴关暴动的惊人事件发生后，才略有注意，但对敌人之毒辣性一般均认识不够深刻，虽群众运动发展之后有些进步，但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的事情。 
在文化宣传上，我们曾于一九四一年进行了对敌三次政治攻势，在敌占区作了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在打击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振奋人民抗日情绪上，起了不小作用。一九四二年继续进行了三次政治攻势，配合以游击活动，在某些，地方曾结合敌占区民众反对捕壮丁、反对配给的斗争，而以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一次为最成功。这是因为过去几次政治攻势，一般只作了一些宣传工作，而反第五次“治安强化”的攻势则主动地抓住了反对敌人抢夺粮食斗争这个中心，组织了真正的一元化斗争，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再配合以恰当的反汉奸、反维持、反特务的斗争和宣传鼓动工作，故成绩甚大。但必须指出：过去的政治攻势，也可以说五年来，我们都一般地忽视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照目前情形看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经过了几次政治攻势和一九四二年的敌占区工作的前进，敌占区的状况与过去大大不同了，我们的政治影响大大地扩大了，人民都认识日本必败了，这就打下了我们在敌占区进行组织工作的基础。可是过去我们是不可容许地忽视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今后则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总起来看，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以上就是我们对敌斗争的概述。 

小结

在五年来敌我斗争及其所引起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 
一、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今天敌我双方都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阶段，这说明了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我们在此复杂斗争中，下层干部能力甚嫌不够，今后应切实注意加强下层，提高下级对敌斗争的能力。 
二、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 
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过去我们对此原则认识不够，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敌人也很注意隐蔽问题，如敌一一○师团的文件即曾提出“不震荡敌久，不刺激敌人，突然的跃进”的策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而收到了效果(如每次“扫荡”、蚕食前的准备)，故我们一方面要隐蔽自己，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敌人。 
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人民即使反对敌人而对我中立，也只是便利了敌人。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政策，不仅根据地的政策要正确，尤应在敌占区、游击区要有一套明确的政策，否则发生错误，易为敌所乘，而敌人则恰恰善于利用我们的弱点以弥补其在中日矛盾中的基本弱点。经验证明：过去有一时期因为我们政策错误，敌占区人民对我采取中立乃至反对态度，给了敌人以很大发展。经验又证明：敌占区工作不开展，根据地也要退缩；游击区不能坚持，不仅根据地要退缩，而且失却了向敌占区前进的有利阵地。经验还证明：在敌占区、游击区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是必然失败的，而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 
四、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这正打到敌人的痛处。现在敌占区开始起了有利于我的巨大变化，其基本表现就是人民抗日情绪大大增长，敌伪矛盾发展。我们应好好抓住这个基本特点去发展工作，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经验证明：在敌占区不应该去扩大中国人自己的阶级矛盾，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能如此我们便能开展敌占区工作，反之我们便不能在敌占区立足。经验又证明：团结中国人对敌，也包含有斗争。斗争的内容，主要是反对那些不明大义、破坏团结、帮助敌人、自私自利的个别分子，而斗争方式也应是和平的、政治的。只有对于那种死心事敌、为人民所痛恨的汉奸、特务分子，才采取坚决打击的方式。在根据地亦应切实注意巩固团结问题，比如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的执行，是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打下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发挥其更伟大的抗日力量，这是完全必需的；但是在发动群众中，必须把它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这仍是今后应该注意的。坚持根据地，需要广大的基本群众的发动，同样地也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忽视了任何一面，都将发生错误而有利于敌人。 
五、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性。经验证明：没有根据地，就不能坚持对敌斗争；没有对敌斗争，企图关门建设根据地，也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存在。今后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样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据地。 
六、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 
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 
巩固我们的阵地。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敌进我进”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总之，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应是今后非常注意的问题。 
七、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由于我们过去对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期间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影响对敌斗争甚大。这也是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了解不够所致。今后(在反攻之前)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方面一九四二年已获相当成绩，此后还应加强其指导。对于武装的爱护和党员干部的军事化，亦应切实注意。 
八、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我们对敌亦提出了“一元化”的斗争。过去经验证明：一元化实行得好的地方，对敌斗争才有力量；如果内部磨擦，互相埋怨，结果只会放松或放任对敌斗争，遭受很大的损失。今后应根据中央对敌后根据地统一组织机构的决定，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 
九、过去我们同志一般有坚持敌后抗战与取得胜利的明确观念，而尚未树立起巩固战后在华北阵地的明确观念。这从几年来忽视敌占区工作，可以证明。而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到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故先我取得先机，已有不小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来补救。我们同志对于我们在敌后斗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全国这种政治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往往缺乏全局观念，在言论行动上，政策决定上，都还有不慎重的地方，对中央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了解。这些就是中央指摘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这个观念应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来。 
十、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方局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对于敌后坚持的原则，历来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执行了这些方针和指示，所以我们有几年来的成绩。但一到我们对中央和上级指示了解不够的时候，就要发生错误，如对游击战争的认识不够，对敌占区工作的忽视，影响很大，损失不小。这教训我们：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