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安全与党的执政安全

    一、 人才安全是执政安全的决定性要素

    1、执政安全、人才安全的概念。执政安全是执政党有效履行执政使命的前提。对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执政安全都是必须认真面对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所谓执政安全，是指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能够有效防范、抵御和化解风险，从而保持其稳固的执政地位的一种客观状态。执政安全是一个综合安全体系，它是由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人才安全、信息安全等多领域的安全共同组成的。上述每一个领域的安全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执政安全体系发生动荡，甚至因此出现执政危机或执政体系崩溃。
    人才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从一定意义上说，古往今来各种社会力量的对决和较量说到底都是以人才实力为背景的。广义的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知识或技能,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作出积极贡献的人。狭义的人才则是指受过系统教育的创新型各类高级专门人才，主要包括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优秀企业家和各领域高级专家等。稀有性、可创造性和不可替代性是人才的基本特点。正因为此，才有了人才竞争问题的出现，人才安全的命题也就随之产生。所谓人才安全是指人才的供给和配置能够为特定组织的发展与安全提供相匹配的支持和保障的客观状态。作为执政安全体系的一个基本范畴，人才安全是指在特定时期内，执政党拥有的人才资源的规模、结构和质量与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能为执政系统的正常有效运行提供足额能量支持的客观状态。它由以下几个不可或缺的安全要件所支撑：一是有安全的人才培养供给源；二是有安全的人才配置和作用发挥机制；三是有安全的人才保护措施和足够的抗外在干扰能力；四是有安全的吸纳和利用国际智力的能力和机制。
    2、人才安全是执政安全的决定性要素。在执政安全体系中，人才安全居于核心地位。这是因为，组成执政安全的各个领域的安全状态的实现都直接取决于人的因素。人是生产力各要素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而人才，尤其是高级专门人才，则是人力资源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主导和支配力量。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只有培养造就一批忠诚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中高级领导干部，才能不断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不断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只有培养造就一批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优秀企业家，才能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只有培养造就一批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高级专家，才能正确应对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挑战，不断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果，在日益激烈的科学技术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中取得主动，赢得利益。如此等等，而正是上述这些因素的作用，建构起了党执政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等等。因此可见，执政安全体系中各领域的安全状况归根到底是由人才安全的状况所决定的。人才安全交织于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安全之中，主导着执政安全的实现，是执政安全体系中最深层、最本质的安全问题。不解决好人才安全问题，其他领域的安全便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根本的解决。
    3、人才安全是当前世界各国的共同战略。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人才资源作为第一战略资源的地位得到充分的印证和广泛的认同。谁拥有了高素质的人才，谁掌握了丰富的人才资本，谁就能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动地位。因此，人才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国家战略，人才安全问题也相应上升为执政安全的核心问题。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历程中，我们不难看出，人才战略始终贯穿于全过程。人才优势不仅是其成就为世界一流经济大国的决定因素，同时也是其成为世界强权的关键所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先天的原因，在当前世界范围的竞争中暂时处于不利地位，因此更应该在执政安全观念中突出强调“人才安全是第一安全的观念”，切实根据本国国情，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人才安全建设机制。需要指出的是，对于一国的人才安全来说，依靠市场调节的功能是无法满足需要的，这是因为，市场调节更多关注于按价值规律来引导组织内部的人才配置，其政治功能并不明显。而人才安全是国家的核心安全问题，市场调节无法对这一国家核心利益提供保护，因此，由执政党承担维护人才安全的责任，不仅是执政党维护自身利益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国家人才安全的自身属性的内在规定。

    二、我国人才安全状况不容乐观

    一是人才总量相对偏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人才建设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椐统计，到2003年底，我国专业人才（含非国有单位）总量为3268.3万人，党政人才771.9万人，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人才254.2万人，技能人才4500万人，农村实用人才120万人，“五支队伍”人才总量8914.8万人，不足同期从业人员总数的10%。目前，我国四大类关键人才严重短缺：一是高级专家和高级管理人才；二是高新技术人才；三是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才；四是高级金融保险人才。有关研究表明，到2010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供需缺口为1746-2665万人。从学历人才占就业人员的比例看，与发达国家90年代中期最低水平（11%左右）相比，差距在2%-3%之间。与此同时，我国人才配置不合理现象十分突出，人才的行业和地区分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脱节，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人才短缺与积压并存的现象。此外，党的领导干部队伍正处在交替更新阶段，队伍的内在素质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是人才观念滞后、体制不健全，限制了人才作用发挥。当前不科学的传统人才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被认可和沿用，人为的造成人才队伍的大“缩水”，阻碍了“体制外’人才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在人才的选拔使用上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观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用人机制尚未形成，特别是在党政干部的选拔使用上还存在着不规范现象；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社会氛围尚未完全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氛围还不够浓厚，人才作用发挥平台有待拓展，人才的价值尚未得到应有的体现；人才的配置机制落后，人才流通体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有距离，人才建设的法制化滞后，对人才流动缺乏法律规范，核心人才的保护措施有待完善等。这些因素对我国人才资源效能的发挥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三是人才资源外流严重，削弱了我国人才队伍实力。一方面，我国人才大量流失海外。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2003年底，我国出国留学人员已超过70.02万人，遍布世界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规模世界首屈一指。但累计学成后回国的只有17.28万人。约占1/4。到目前为止，旅居美国的本科以上各类专业人才已达45万多人。美国硅谷的7000家企业中，就有2000家企业由华人创办或管理；在硅谷的20万从业技术人员中，有6万来自中国（包括台湾），约占硅谷技术人员总数的30％。有关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2/3留学生归国工作，1/3留学生在国外工作和沟通信息，回归率与滞留率保持2:1是较合理和有利的，而我国现阶段却低于1:3。另一方面，人才资源在国内“外流”。大批高级人才成为在华外国机构和跨国公司的雇员。近年来，尤其是加入WTO之后，大批跨国公司落户中国，他们实行“人才本地化战略”，利用高薪等优厚条件，大量吸引国内高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据有关方面统计，在华跨国公司中绝大多数的人才来自中国境内。人才的大量流失直接影响了我国人才队伍的素质，而一些核心人才的流失，将对企业、地区乃至国家的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甚至威胁国家安全。
    四是投入不足，后续人才培养乏力。近年来，政府对教育财政性投入明显低于国际水平，教育的投入增长跟不上人才培养规模的增长速度。1999年至2004年，我国在校大学生数量猛增220%，研究生数量增长了310%,而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5773元，比2000年的7310元下降了21%，教育投入制约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提高和可持续发展，同时高收费加重了社会负担，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此外，我国教育投入的地区、城乡差距明显。广大的落后地区积淀了大量的低素质人口，导致区域经济社会难以同步发展。

    三、着眼于执政安全，强化人才安全建设

    一是提高人才培养能力，保障人才的供给安全。教育发展是保障人才的供给安全的前提。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原则，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通过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普及和巩固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等途径，开辟多样性的人才成长通道。要积极倡导终身学习观念，引导社会、单位、个人共同参与人才教育培训投资，构建与各类人才成长的特点相适应人才培训机制，促进各类人才思想观念的更新、能力水平的提高和内在素质的增强，如着眼于“靠得住、有本事”，加大对党政干部的教育培训；着眼于市场驾驭、创业能力，加大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培训；着眼于高起点、国际化的要求，加大对适应国际竞争的人才培训；着眼于更新知识、创新能力，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度；着眼于基本技能和基本素质，加大对普通劳动群众的就业培训等。
    二是加强高层次专门人才队伍建设，保障人才队伍质量安全。高层次人才队伍不仅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中起着直接的关键性作用，而且对整个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因此，在强调人人都可以成才，人人都需要尽其才的人才理念的基础上，突出抓好高层次专门人才队伍建设是十分必要的。胡锦涛强调，要以培养造就高层次人才队伍带动整个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各级各类人才协调发展。为此需要抓好以下六个环节：一要从党和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启动和实施高层次人才培养系统工程；二要按照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人才观、正确的政绩观的要求，把党的后备干部队伍建设好；三要立足捍卫国家安全和维护世界和平的使命，着重培养造就能承担核心科研任务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四要着力于培养和积聚大批高层次人才，强化高等教育的高级专门人才孵化功能；五要着眼于高层级人才的协调发展，重视和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六要注重人才使用实效，鼓励留学人员以不同方式为祖国服务，同时积极引进海外高级人才和智力。
    三是完善人才吸引和使用机制，保障人才效能安全。人才的价值在于其独特的创造性，而创造效能的发挥需要相应的机制和环境。要通过建立和完善以市场调配为主导的人才流通机制，引导人才的合理有序流动，使人才各得其所，各扬其长；通过构建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公平合理、充满活力的人才选拔、管理机制，营造人才成长的良好内部环境；通过产业基地、技术创新基础建设和创新项目开发，为人才施展才华和实现自身价值创造广阔的平台，提供发展的空间；通过建立劳动和贡献相适应的薪酬、保障制度，体现人才的应有价值，激励人才个体效能的充分发挥，使人才充分享有实现自身价值的自豪感、贡献社会的成就感、得到社会尊重的荣誉感；通过打造良好的人文氛围和宽松的学术创新氛围留住人才，增强人才认同感和归属感。
    四是推进人才队伍建设法律化，保障人才流动安全。加强法制建设，制定和完善人才管理法规，规避人才危害性流动，是国家人才安全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明确界定国家重要人才的范围，建立相应人才档案，对国家重大科研、重点工程的关键人才和重要涉密人才实行安全保护措施；要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建立“竞业避止”的人才保护制度，规定用人单位与特殊岗位上的重要人才签订保密协定，规定在职的权利义务和离职后一段时间内不得从事与原单位相竞争的业务，不得做危及国家、单位的事情；要规范人才市场运作和人才中介服务，制止危及国家和有关单位合法权益的恶性人才竞争。
   五是健全人才工作领导机制，保障人才工作方向安全。党管人才是党适应时代需求的战略决策，是人才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保证。要通过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人才工作。同时通过制定政策、完善法规、整合力量、营造环境，推进人才工作顺利发展。需要指出的，人才工作有其自身规律性，因此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需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即处理好党管人才和尊重人才成长规律的关系，防止和克服工作上的主观随意性；处理好党管人才和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关系，以发挥人才的最大效能；处理好党管人才和依法管理人才的关系，不断促进人才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